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位著名学者都出版了他们的新作，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比如一直预言美国要爆发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推出了《危机经济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Kenneth Rogoff和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Carmen Reinhart也出版了《这一次不一样了：过去800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美国联邦法官、经济法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先出了一本《资本主义的失败》，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很快又写了一本《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很多出色的记者也出版了关于金融危机的新书，比如：《金融时报》副主编Gillian Tett的《愚人之金》（Fool’s Gold），《纽约时报》专栏作家Andrew Ross Sorkin 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副社长David Wessel的《美联储与我们同在》（In Fed We Trust），等等。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出色的作品，拉詹的新书《断层线》仍然显得卓然不群。

拉詹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和津加莱斯合作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拉詹曾获美国金融学会的费雪-布莱克奖，该奖专门奖给四十岁以下的最优秀的金融学家。

拉詹在此书中谈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人们已经有很多反思，比如金融机构盲目的进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漏洞百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存在严重失误，但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要比这些原因更为深层。拉詹此书取名《断层线》，借用的是地质学中的术语。当地壳岩石承受的压力超过其本身的强度之后，就会发生断裂，出现断层。地质学家发现，地震往往是沿着断层线发生的。拉詹谈到，有三条断层线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的危机仍然会沿着这三条断层线爆发。

第一条断层线来自于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冲撞。1976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8.9%。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增加到23.5%。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全国的实际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有58美分流入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腰包。因大举沽空次贷按揭一下走红的对冲基金投资经理人John Paulson在2007年的收入是37亿美元，相当于74000个美国普通家庭收入的总和。拉詹谈到，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更切肤的感受是收入在水平线以下的家庭状况不断恶化。而这又是因为美国教育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弊端。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受教育程度更低。由于工作岗位对教育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和没有大学文凭的雇员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2008年，有高中文凭的劳动者平均年工资为27693美元，而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平均年工资为48097美元。收入低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更低，受教育程度更低则下一代的收入水平更低，这样一来，教育的差距会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普通劳动者的后代在竞争中弱势会越来越明显。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相比，覆盖的时间更短。一般来说，失业救济只管6个月，而且，医疗保险是和工作挂钩的，一旦丢掉工作，就很难加入医疗保险。这种社会保障体制或许在过去是适合美国国情的。从1960年到1991年，美国所经历的经济衰退都是短暂的，就业也能迅速恢复。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屡次经历“没有就业增长的复苏”。1991年，美国的经济产出用了三个季度就恢复增长，但就业用了23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2001年，美国只用了一个月就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用了38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

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保障的落伍，让美国人越来越感到焦虑和担心。政治家们必须对此有所回应。改革美国的教育体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希望用更速效的药、味道更甜的药。于是，他们开始以刺激消费的政策讨好选民。这种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随着利率降低、信贷扩张，刺激了人们的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消费。信贷扩张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迅速的、广泛的，但是其风险和成本却被隐藏起来。美国原本就有房地产政策金融。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后，很多美国人因为失业而还不起月供，到1933年春，超过一半的住房抵押贷款出现问题。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很快就成立了有房户借贷公司（HOLC）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1936年HOLC停止运作，美国很快就成立了联邦住房全国抵押贷款协会，即后来的房利美。1968年政府国家房贷联盟（即吉利美）成立，1970年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即房地美）成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开始鼓励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持美国人民买房。1992年美国通过了联邦住房企业安全法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的自有住房率。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都对房地产金融推崇不已。2002年小布什在美国住房建设部演讲时就谈到：“拥有自己的住房就是实现了美国梦”。房地产信贷能帮助政客拉选票，而银行看中的是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大胆的进军房地产金融。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支持房利美和房地美还有助于减少政府赤字，因为一部分赤字其实转移给了这些“政府支持企业”。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房利美和房地美尽管自称从来不做次级贷款，但实际上，这些政府支持企业持有大约59%的次级贷款。为了讨好民众而大肆扩张信贷，最终一定会带来严重的银行危机。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之前，就出现过民粹主义政府支持下的急剧信贷扩张，过了没有十年时间，金融危机就过来敲门了。

第二条断层线是国际收支失衡。靠借贷消费是有限制的，一旦对消费品和服务品的需求强劲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央行就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就会让消费者借钱的能力下降。但是，在过去20年间，美国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的资金，尤其是德国、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国。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才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为什么这些国家，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呢？归根到底，这是由于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焦虑症。过去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这样快。1820-1870年间，当时的“新兴市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8%和1.3%。它们成长为发达国家，靠的不是高速增长，而是长期持续的增长。但是，1950-1973年日本的增长率已经超过8%，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鼓励出口，是出于形势所迫。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满目疮痍，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很快被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一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是苏联模式，热衷于建立国有企业，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发展中国家发现，出口对于经济增长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真刀真枪的，只有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生存，把自己的企业逼到国际市场上，有助于其加速成长。二是国际市场可以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但是，为了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压低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以及压低汇率的政策，这不利于鼓励国内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消费。与此同时，国内的服务业往往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效率低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经济大多是威权主义政权，这是因为，靠压抑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靠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问题在于，这种重出口，轻消费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是难以持续的。政府也要对民众的怨言做出反应。但是，当各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往往已经积重难返。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比日本做得更好，这主要得益于德国加入了欧盟，因此很多会得罪既得利益的国内改革，可以借助欧盟的外部约束实现。日本就没有这样的便利。加之日本很快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实施改革更是难上加难。日本的官员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股市和楼市价格暴涨的时候，日本政府本来是希望利用财富效应，鼓励国内投资和消费，借机实现战略转型，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企业投资没有增加，因为日本企业都到海外，尤其是劳动力更廉价的东亚地区投资了。消费的增长只是昙花一现。到1990年之后，日本的股市和楼市泡沫破灭，日本从此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第三条断层线是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在英美国家的金融体系被拉詹称为“保持距离式”（arm’s length）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非常注重信息的透明，有法律约束。金融家不需要刻意和企业客户保持紧密的关系，他们需要企业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公开的渠道获得，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或是不还款，有市场和法庭来制裁。英美金融体系中以直接金融为主。但是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主要靠的是银行。在这些地方，关于企业的信息不透明或不公开，要想知道企业的真实状况，银行必须和企业建立长期的紧密关系。由于政府有意压低存款利率，缺乏对消费信贷的完整纪录，而且没有司法体系的保护，所以消费信贷难以得到长足发展。一旦金融机构提高对消费者贷款的利率，政治家就会出面，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加以制止。在两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国外融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一种情况是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比如1994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墨西哥，以及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太少，所以需要国外融资。另外一种情况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国内投资太多，所以需要国外融资。当英美金融资本来到发展中国家之后，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只借短债不借长债，方便随时出逃；二是用外币贷款不用本币贷款，这样可以回避汇率风险；三是通过国内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国外资本的利益和国内银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救本国银行，一旦救了本国银行，也就等于救了国外的金融资本。这样的碰撞带来了“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即本来要用本币，但借到的却是外币，本来是想长期贷款，但得到的都是短期贷款，所有的风险都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借款者的头上。这就是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1988年，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平均为29%，到1996年就剧增到42%。触发东亚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导火索是1995年日元贬值，日本的出口增长，但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却纷纷下跌，结果东亚经济体突然陷入增长停滞，危机不请自来。

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政策对策来看，大抵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论是采取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也好，还是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也好，都没有触及拉詹所说的断层线。全球经济的地壳仍然在断层线的两侧移动，粗糙不平的断层面相互摩擦，并考验着岩石的承受力。当岩石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产生断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脆弱的断层线上，地震将再一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