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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已经是有目共睹。我们预计，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将超过9%，第四季度甚至可能达到10%。但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仍然是拉后腿的，消费变化不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惟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只剩下投资了。投资的增长又靠什么呢？靠地方政府的热情，以及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各地政府纷纷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抓。吉林省发改委提出，固定投资增速不低于40％的目标；广西则提出2009年要完成6000亿投资任务，比2008年增长62%。今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已经达到7.37亿的天量。
增长是保住了，但挑战依然严峻。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增长只是一个数字，就业才是真金白银；增长只是一个手段，收入的增长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换作以促就业为考评目标，恐怕当前的形势就不容乐观了。从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来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例，自2008年4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恶化，供求比例由0.97急剧降至0.85，之后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虽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该指标在今年1季度也陡然升至了历史峰值（4.3%）。今年的失业大潮，有两次洪峰，一次是年初农民工返乡，第二次就是春末夏初，大学生找工作。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至少在2000万以上，而今年应届毕业生有650万，加上往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可能有1000万名大学生要找工作。
当前的经济反弹并不能自动的解决就业压力，相反，如果继续延续当前的一些错误做法，保增长的政策甚至可能会和保就业的目标出现冲突。
如果只要增长的数字，那么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投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重工业吸纳的就业岗位远远少于轻工业。比如，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平均每9万元投资对应1个就业岗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如钢铁行业）平均需要155万元投资方能对应1个就业岗位。但是，在1至5月，前者的投资额仅为55亿元，而后者却近1000亿元。今年前5个月第三产业的投资共有2.9万亿，主要流向了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其中，房地产投资1.2万亿，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相关投资合计4180亿；相比之下，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分别仅为937亿和416亿。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依然受到种种发展制约，并没有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重工业优先将加剧就业压力。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建国初期，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工业占国家投资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苏联的重工业投资所占的比例最高也不过40%。每一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用在重工业只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正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失衡，导致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最终，到了要上学、要工作年龄的青年人只能被送到偏僻的农村，这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约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以这种形式被送往农村。
过去，农民工大多在出口部门就业，那么，保就业是否就意味着要保出口呢？我们注意到，2008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这一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通过保出口实现保就业。我的同事姚枝仲和田丰做了相关的测算，初步的结论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提供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令人乐观。出口退税率提高，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能够促进出口的增长；出口增长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长。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太小，出口价格每下降1%，出口收入只会上升0.46%。，中国的就业弹性太小，2007年中国的就业弹性只有0.04，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增长率只有0.04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如果按照财政部预算，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6708亿元，大约能增加38万人就业；如果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8000亿元，大约能增加45万人就业。这意味着，为了保住一个出口部门的就业岗位，我们要花大约170-200万元，但实际上，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过只有2万左右！
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本来是有九个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那里，就爽快的缩写成保增长三个字了。被删减的不仅仅是潜在的就业机会，对民生的关心，也被轻易的忽视了。如果我们实现的增长是“没有就业的增长”，那么上报的政绩就是得不到民心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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