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隆。

在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大国的崛起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发达国家召开八国集团峰会的时候，邀请新兴大国出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在内的20国峰会风头甚至压过了传统的八国峰会。

一方面，危机之后新兴大国的增长表现明显好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另一方面，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在某些问题上它们不得不考虑和接受来自新兴大国的意愿。同时，发达国家为了增加自身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以及让新兴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会诱使新兴大国加入到“游戏”当中。

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必要求对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因此，它们会更多地提出改革甚至革命的呼声。从表面上看，攻守之势异矣，美国作为旧的霸主将逐渐衰落，新兴大国作为未来的霸主将日益兴起，未来的角逐，似乎将爆发在新旧霸主之间。

但是，这种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尽管新兴大国的经济反弹较为强劲，但必须看到，新兴大国都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兴大国传统的增长方式，要么是靠出口廉价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中国和印度；要么是靠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比如巴西和俄罗斯。

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较长时期的衰退，发达国家难以走出危机阴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大国却依然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和外国投资，那么，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将下跌，而新兴大国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经济下滑的速度可能更加猛烈，相对经济实力将受到较大幅度削弱，国际地位也可能随之下降。

笔者曾谈到，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定的相似性，发达国家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兴大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打击，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遇到挫折。

其次，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尽管美国受到的冲击较大，但由于其经济活力较强，调整速度较快，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遇到的挑战要大于美国。这些国家体制较为僵化、人口老龄化严重，且在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影响，对外投资收益将大幅度下降。因此，估计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相对地位将下降。也就是说，新兴大国比重提高，挤占的是欧洲和日本原有的份额。

最后，根据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研究，在国际政治历史上存在着若干次的霸权更迭，每个周期大约有100年的时间，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荷兰、英国和美国，粉墨登场，扮演世界的领导者。但是，莫德尔斯基特别指出，在霸权的更迭中，全球政治中的挑战者国家都失败了，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而那些成功的世界强国，通常都是先前的世界领导者的同盟，如荷兰取代葡萄牙，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

因此，新兴大国的奋斗目标并非挑战美国，相反，它们应该争取的是取代欧洲和日本，成为美国的最重要盟友，坐到第二把交椅上。

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美国需要进一步拉拢新兴大国，以便争取后者在国际事务中对其的支持，新兴大国也不能不重视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能忽视传统盟友，即使这些盟友的地位可能逐渐衰落，因此在某些问题上，美国可能会和欧洲日本一起排挤和压制新兴大国。新兴大国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异，也会使得美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盟变得更加复杂而困难。

可以设想，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主要冲突不是在美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反，很可能是在衰落者和崛起者之间。由于欧洲和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大国成为其直接的竞争对手。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提高，就意味着欧洲和日本的影响力下降。

因此，对新兴大国崛起最大的阻力很可能来自欧洲和日本。从这一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的一些政治势力在近期突然变得比过去更加反华。这种冲突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制衡。新兴大国在产业结构上往往具有相似性，有可能在贸易问题上产生争端。2008年，巴西就对原产中国和印度的商品采取反倾销措施；阿根廷也对原产中国的商品采取反倾销措施。

另外是资源输出国和资源进口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俄罗斯和巴西都是能源输出国，而中印为首的新兴大国则是能源消费大户，这既能提供合作的潜力，也会蕴藏冲突的来源。

最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矛盾。相邻的国家之间，比如中国和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往往会存在领土上的争端和政治上的互不信任。作为拉丁美洲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墨西哥在许多问题，包括联合国改革的具体方案上，也存在着许多争端和分歧。

一个新的合纵连横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的行动指南仍然是现实主义，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灵活善变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