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跟大家聊了一下刚刚组建的国家数据局。今天接着再聊聊，为什么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三大热门行业，它们的扩张速度快、创富能力强，占尽一时风光。说那是黄金时代也好，野蛮生长时代也好，俱往矣，过去的历史翻篇了。

这几年，网上经常会有出现跟互联网平台有关的舆情新闻。比如，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大数据杀熟、强制用户“二选一”，等等。于是，政府果断加强了对平台企业的监管。

可是，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凭借的理由是什么呢？

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因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规模太大，是垄断企业，我们要反垄断。 

反垄断是个老话题了。为什么垄断不好，要反垄断呢？

简单地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垄断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二是垄断会损害创新。

先来说第一个原因。垄断企业势力大，腰直气粗。市场上独我一家，那我自然要把价格抬高。消费者没啥办法，只能乖乖交钱。可是，要是市场上还有别的竞争对手呢？企业互相竞争，就会把价格压低，消费者就能获得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在垄断条件下，消费者要为同样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比竞争市场状况下更高的价格。

再来说第二个原因。你都垄断了，想怎么收钱就怎么收钱，为什么还要考虑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呢？这些垄断企业不仅自己不做创新，还把着门，不让别的企业进来，不让别的企业搞创新。什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啊。没有创新，经济就变成了一潭死水。

想象一下，镇子上只有一家客栈——新龙门客栈。住店的钱会便宜吗？不会啊，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处落脚的地方，它不宰你，宰谁啊？这个客栈的服务会很好吗？想啥呢，那么多人乖乖地给它送钱，它怎么会把心思花在提高服务上呢？它天天想的肯定是怎么不让别人在这里开店。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了创新，这就是经济学给垄断定的两宗罪。

可是，要真这么说，那可能真不好挑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毛病。

互联网平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吗？好像没有。你在大的电商平台买东西，并没有花比以前更高的价格，甚至可能比以前更低了。

这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规模效应。互联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既有平台投入给定的情况下，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也就是说，我服务一百个人和服务一万个人，需要支付的成本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经济学上把这叫作消费者对应的边际成本增加接近于零。平台企业服务的人越多，每个用户的平均成本就会越低。消费者拿到的价格更低了，平台企业赚的钱反而越多了。

除此之外，互联网还能提供更多的多样性。更多的多样性也能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原来你只能在一个馆子里选餐，现在打开美团、饿了吗，你能从各种各样的餐馆里选自己想吃的。原来你买菜就是白菜萝卜那几样，现在能买到很多看似生僻的菜，什么鱼腥草、红菜薹，五花八门。原来你在小县城，买不到一线的品牌，因为县城里没有一线品牌开的店，现在你可以和大城市的消费者一样，在第一时间接受到一线品牌发布的消息，只要有钱，一样能买得到。

互联网平台企业会妨碍创新吗？

好像也没有。这些互联网平台内部有很多细分的小团队，小团队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数字时代的创新。例如，微信就是腾讯集团下独立团队的创新产品。考虑到大型科技平台可以有更多的算法技术积累和资源支持，再加上平台内部的激励机制，平台内小团队实现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并不比外部创业公司弱。 

虽然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很大，但不代表着它们就能稳坐钓鱼台。外面的竞争对手始终虎视眈眈，而且一不小心就有新的竞争对手杀进来。比如，淘宝的规模很大吧，好像已经牢牢地占据市场垄断地位了。但淘宝的旁边还有京东，淘宝的后面还有拼多多。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拼多多硬是插了进来，迅速崛起成为淘宝的头号竞争对手。那在淘宝、京东和拼多多的外边呢？还有抖音和快手，它们会用新的模式、新的渠道，把用户引流过去，挑战原有的互联网平台。 

所以，你要说互联网平台是垄断企业，它们一百个不服气：我都快被对手逼到墙角了，怎么能说我是垄断呢？

如果既没有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也没有妨碍创新，那政府为什么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呢？ 

因为互联网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而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的最终宿命一定是变成基础设施。

上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是电。电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电的用处非常广泛。消费者对电的价格并不敏感——你见过有谁因为电费太贵，晚上不开灯的吗？电网天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也就是说，最后一定会集中到少数几家手里。那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不就是电网了吗？然而，最终电和道路、自来水一样，变成了基础设施，电力公司成了公用事业企业。

互联网平台企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 

只关注消费者福利，可能会忽视了其他人的利益。比如说，要是互联网企业都去卖菜，那社区门口的小店就没生意做了。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来说，无非多了一个事业部，但对小店来说，一家人的生计就没有了。 

再比如说，外卖行业实行了算法创新。从提高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最好的算法一定是让配送最快的算法。在这样的背景下，算法的逻辑完全是由效率驱动，其中没有伦理存在的意义，也没有其他任何社会价值的介入。算法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试探外卖员的配送极限。过去的算法能实现40分钟送达，接下来算法就要尝试38分钟送达。与此同时，由于过度强调对消费者负责，消费者的评价成为衡量外卖人员服务质量的唯一标准。 

在这样的体系下，算法创新让平台获得了收益，消费者福利也得到了改善，但外卖配送员却做得更辛苦了。他们要工作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收入却没有提高，而且，因为不是平台企业的正式员工，享受不到足够的社会福利保障。 

要是小店店主破产了或是外卖配送员失业了，谁来管？最后不还得政府来管？政府不管行不行？不行，那就要酿成社会不稳定事件了。 

所以，顺藤摸瓜，政府自然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2015年，中国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老板声称：“（我们企业）本身是一个数据公司。我们内部昨天刚刚做了很多决定，我们的数据以前是开放的，现在我们决定数据原则上不开放……只跟我们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未来。” 

他是真想把互联网平台做成垄断。要是遂了他的心愿，那不知道还能再赚多少钱。但是，企业的逻辑和政府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是资本赚钱的目的更重要，还是社会稳定的目标更重要？

所以说，之所以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不是因为它们做得不成功，而是因为它们做得太成功了，成功地把自己做成了基础设施。它们只有把属于基础设施性质的业务拿出来，按照新的游戏规则，配合政府做好监管，才能轻身上路，继续做科技前沿的创新，寻找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