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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人口大逆转》。这本书是我最近两年读过的最受启发的经济学著作，它能帮我们看清未来二三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 

这本书是两位实战型宏观经济学家写的。查尔斯·古德哈特曾任英格兰银行首席顾问，马诺吉·普拉丹曾在摩根士丹利负责全球宏观经济的研究。

《人口大逆转》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学家只看短期。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其实，不是说宏观经济学家不关心长期，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预测长期经济趋势。 
 

影响长期经济趋势的一定是慢变量，比如科技进步、地缘政治，又比如人口因素。但科技进步和地缘政治中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你猜得出来未来会有一场新技术革命，但猜不出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主力是人工智能、新能源，还是生物技术。你知道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紧张，但猜不出它到底会不会打乌克兰。 

人口因素不一样。你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人口变化和人口结构。知道了今年新出生的婴儿数量，你就能预测三年后有多少孩子要上幼儿园，七年后有多少孩子要上小学，十八年后有多少孩子要参加高考。知道了这一代人的数量，你就能大致估算出下一代人的数量——当然，这时候的误差就会扩大，因为这一代人的生育率会和上一代人的生育率不一样。 

总之，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传统的经济学里被大大低估了。《人口大逆转》补上了这个缺憾，这本书从全球视角审视了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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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大稳健”时期。 

在这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高增长、低通胀，这在宏观经济决策者的眼里就是一个黄金组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黄金组合呢？简单来说，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时，恰逢互联网革命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行业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从海外迁至中国沿海地区。又逢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西方国家总体来说对中国保持了较为友好的态度。于是，中国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到海外市场，压低了美欧国家的物价水平。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又用这些外汇去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了低息贷款。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上主要的资金提供方之一。这有助于将全球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利率低，投资就会增加，依靠信贷的消费也会增加，这就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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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在未来二三十年，全球经济将会走另一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

主要的变化就是人口因素。在21世纪，全球人口数量将达到一个峰值，然后，这个数量就会逐步下降。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生育率的变化。一个总体趋势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口生育率会逐步下降。这背后的原因是，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生育权将由女性来决定，大多数女性会选择少生、精养。于是，和男性主导生育权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于是，我们看到，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也将遇到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困境。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又会出现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生育率下降，则年轻人的数量相对减少。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则老年人的数量相对提升。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不仅是个中国现象，而且也是全球现象。你可能会问，虽然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中国的生育率也下降，那不是还有印度和非洲吗？它们的人口出生率不还是很高吗？是的，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非洲的人口大国，比如说尼日利亚，将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历史的规律还是一样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率会下降。印度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如今，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2.0。五十年前，印度妇女平均要生6个孩子，如今只生2个了。据此推算，大约到2060年，印度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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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率会下滑。年轻人数量减少，老年人数量增加，这意味着能干活的人少了，那总的产出就会减少。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比如说，把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70岁，从而增加劳动人口呢？这很难。像大学教授这样的脑力劳动者，或许希望延迟退休，但像建筑工人这样的体力劳动者，只想早点退休，所以，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会遇到很多阻力。唯一一种补救的办法就是爆发了一次新技术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不是不可能，但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通胀将卷土重来。几乎在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中，劳动力工资都是成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劳动力数量减少，那就会导致劳动力工资提高，于是，水涨船高，这将推高全社会的物价水平。 

债务压力会越来越重。一方面，支出恐怕是减不下去的。老人退休了要领退休金，看病住院要花医保的钱。那能不能跟老人说，政府没钱了，少给你们一些呢？这很难。别忘了，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年轻人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低，老年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老年人对政策的影响力只会提升，不会下降。在一个老龄化社会，假设政府有100万元预算，可以办幼儿园，也可以建养老院，你觉得政府会怎么花这笔钱呢？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出现分歧。在大稳健时期，央行认为，通胀能维持在较低水平是自己的功劳，它们认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央行的决策相对独立。假如未来会是低增长、高通胀，那么，央行会更关注通胀，想要提高利率，可是，财政部以及其他经济决策部门更关注经济增长，希望降低利率，于是，我们会看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平衡会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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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都是些糟心的事儿。那人口大逆转就不能带来什么积极正面的影响吗？还真有。

21世纪全球经济会遇到一件令人头疼的大事：收入不平等。但是，这个挑战可能会在无意之中被人口老龄化趋势缓解。 

收入不平等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是因为资本不断扩张，而劳动失去了讨价还价能力。但这一趋势有可能会被逆转。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减少，那么，物以稀为贵，劳动力的工资会提高，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会提升。这一代父母特别焦虑，总是担心孩子以后上学难，找工作也难。儿孙自有儿孙福。下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愁上学。老师可能比学生的人数还多。下一代年轻人也不愁养活自己。哪怕干的是体力活，一样能赚到钱。

再进一步去想，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跟收入不平等有很大关系。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客，吸引的是对现实不满的低收入者。如果收入分配有了改善，贫富差距缩小，那么，或许民粹主义的势头就会消退，而这又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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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逆转将带来全球宏观经济的巨大变化，而宏观大势又会影响到个体的选择。 

从高增长、低通胀到低增长、高通胀，投资的逻辑会发生变化。展望未来的资产价格，可能会看到一个持续低迷的走势。当然，有可能间歇性地出现资产价格上涨，那是泡沫。泡沫的起因，很可能是对新技术革命盲目乐观。投资者曾经热捧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短期内无法找到成熟的商业应用场景，于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人去楼空。投资者依然热捧自动驾驶，但自动驾驶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内都难以真正落地。是的，新技术革命确实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降临，但技术进步是个慢变量。它来得没有那么快。在我们和新技术革命之间，还差一个巨大的泡沫。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个人的生命周期规划也要发生变化。举个例子，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可能22岁大学毕业之后就参加工作，30岁之前就生孩子。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么，到他40多岁的时候，孩子就上大学了。从40多岁到60岁，还有大约15年的时间为养老攒钱。假设退休之后能够活到75岁左右，那就意味着，恰好可以用15年的时间储蓄，再用15年的时间把这些储蓄花掉。 

但再看看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很可能到了30岁才能找到稳定的工作，成家立业。假如他们不止生一个孩子，而是生了二胎、三胎，那么，到了快要退休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家里还有分别上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孩子，家里的经济压力陡然增加，但他们已经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关键是他们退休之后还能活得更久，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那么，这么长的退休时间，需要花的钱从哪里来呢？ 
 

所以，这一代人的人生规划完全不适用于下一代人。人口大逆转，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宏观经济，也会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配图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