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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何帆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大计划，他决定每年写一本书，一共30本，真实记录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他将这一系列的书命名为“变量”，通过大量走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为中国每一年的变化撰写一部“未来史”。
何帆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继《变量》之后，《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是何帆在2019年对中国社会观察的总结。在过去的一年中，何帆团队奔赴30多个城市，采访了200多位各行各业的人，把发生在中国当下的真实故事写进这本书里——南墙效应、代际革命、苟且红利、互信网、混搭时代。
在书中能看到，教育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微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企业将收获巨大的“苟且红利”，年青一代站在代沟的另一边，带来小趋势的突变，中国的技术创新正从四面八方集结，马上就要爆发……
“《变量》系列的前三本书，我将它命名为‘本土时代三部曲’。”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本土的优势开始凸显，本土的力量成为新锐，然后本土的意识开始觉醒。”1月1日，何帆携新书出现在上海建投书局，澎湃新闻记者再次与他对话。
【对话】
中国经济有自我调整的能力，也就是“复杂红利”
澎湃新闻：你对2020年的经济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何帆：2019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年，谁能够活下来，就是英雄。
从总体形势来看，大概率2020年会出现反弹。从政策来看，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在向宽松的方向调整；从周期来看，整体经济形势从2018年第二季度出现下滑，到2019年第四季度，正好6个季度过去，完成一整个经济周期。因此，2020年大家应该都会过得比去年舒服一些。
澎湃新闻：新书名为《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如何定义2019年的中国经济基本盘？
何帆：中国经济到了现在的量级后，就培育出一种自我调整的能力，我称之为“复杂红利”。所以，不要担心中国经济，要对它有信心，它已经拥有了内部生长和适应性演化的能力，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
澎湃新闻：华为可以称得上2019年的中国“年度公司”，在你的书中，也有一章专门提到了华为。
何帆：华为是一家很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定的中国企业。
起初，华为走的也是模仿者的道路，但是当它的规模慢慢扩大以后，敢于投资新技术，做新技术的开门者和领路者，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身上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这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共同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华为所引以为豪的文化，是不是能够继续适用于90后和00后的员工？现在很多企业在模仿华为，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模仿华为是不够的，中国现在缺少一批真正的跨国公司，很多企业里没有变成跨国公司的基因。如何搭建出一个真正适用于全球合作的文化基因？这是需要我们补课的。
我对华为没有什么趋向性的判断，它无疑是个伟大的公司，但它很特殊。要想了解中国，你必须要了解华为。
从来没有什么新技术，都是旧的技术组合出来的，混搭就是创新
澎湃新闻：你提出现在中国处于“混搭时代”，对比国外的发展经验，混搭是否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你提到很多发明是国外引进，但中国“重新定义”的，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追求成为那个发明者？
何帆：混搭的关键在于，最后一定要沉淀下来，沉淀之后就会变成新的物种。打个比方而言，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可能已经有鱼上岸了，但仍然不知道它未来的演化路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出现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吗？我们还看不清。
实际上混搭和创新是相辅相成、自然而然的过程。从来没有什么新技术，都是旧的技术组合出来的，混搭就是创新。做企业不要去“追风口”，追风口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哪里有这么多独角兽？我们现在看到的独角兽，很多是“土狼”，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第一批出现的是狮子，当狮子把猎物击杀后，他们忙不迭地赶上去啃食一些腐肉，占些小便宜。
不必去琢磨自己的行业是不是新兴行业，新技术革命就像插线板，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把自己的行业插到这个插线板上。对中国影响更大的不是无中生有的“创新”，谁能够把传统制造业升级换代问题解决了，那才是真正的创新，这个空间就很大了。
澎湃新闻：你在《变量》中对拼多多并不看好，但在这本书中，你对拼多多的未来有了另一种定义，是什么转变了你的观点？
何帆：这也是我当初就有的一个困惑，我写的范围这么广，时代变化这么快，我肯定会出错，所以我跟罗振宇商量的时候也表达过这种疑虑。他比较大大咧咧，他说反正错了你就承认，我想也是，因为知识分子原来脸皮比较薄，但是我后来想想，确实你必须得说，你说了肯定就会出错，因为你肯定是有偏见的，那错了怎么办？错了就改吧！今天就老老实实承认，我被打脸了。
转变发生在今年1月份，我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观美国CES车展，旅行团里有一些富裕的女性企业家，她们一直在分享在拼多多上买了什么东西，我那个时候就很纳闷：你们这些有钱人，还在乎在拼多多上省了多少钱？后来她们告诉我，用拼多多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觉得好玩。因为拼多多的购物体验，非常契合女性的需求，购物不仅是购物，也是社交和娱乐。
根据我的观察，这家公司现在发展的速度确实非常快，和淘宝、天猫相比，它更面向客户，也更下沉。未来它将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它的商业策略，以及它对未来的远见。到底拼多多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生态，还是单纯地只是想短期盈利，这也值得我们后续的观察。实际上拼多多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公司，它所擅长的社交电商模式是典型的中国创新。这是在中国新生的商业模式，如今已经开始在海外迅速蔓延。现在社交电商在东南亚、在中东已经非常火爆。在互联网行业，中国已经逐渐从跟随者变为引领者的角色。
澎湃新闻：“苟且红利”一章中，很多在谈论国货崛起，如今国产品牌已经成为市场新潮流，对国产品牌的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何帆：现在的国货，和我们之前对国货的概念是不同的。原来的国货指的是我爱国，所以我就用民族品牌；现在的年轻人不在乎品牌，更在乎表达自己。所谓的“国潮”，重点是“潮”，所谓的新国货就是你能够自己把自己变得很酷，很好玩，重要的是能跟年轻人互动。
其实从产品的质量而言，国产制造业跟国外已经差不多了，国际品牌的溢价也慢慢在收窄。过去的国产手机在人们心中一直是“山寨”的代名词，随着小米、vivo、oppo等手机的出现，国产手机反而更受年轻一代青睐。这不仅是因为国产手机的品质提升，更是因为国货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可能会更契合年轻人的气质。
教育不能是“军备竞赛”，焦虑有时是自找的
澎湃新闻：在《变量》之后，《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继续浓墨重彩地谈教育。第一章就讲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养不起孩子的现实，这是正常的吗？
何帆：这一代父母是特殊的一代，他们基于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对教育期望值很高。他们往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经纪人，父母经常产生的一种幻觉是：孩子如果不成材，因为我没有投资，只要我投资，我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培养出明星。
可是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一样。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天分，可能你的投资越来越多，收益却越来越少，最后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它就变成了军备竞赛。父母必须要抛弃这种军备竞赛的教育理念。我们总是想把孩子送到北大、清华，然后送到美国名校，但是实际上，有哪个考入名校的孩子是靠“刷题”进去的呢？他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要不特别聪明，要不特别自律。
即使进入了顶级名校，你所期待的好出路，也不过就是去顶级投行、律师事务所工作，里面有无数的潜规则，你未必能够承担。如果不走这条路，其他的职业道路其实比你的想象更精彩，未来的职业空间很多元化、也很广阔。这样想的话，其实焦虑有时是父母自己找的。
注：本文转自澎湃新闻，如需转载，请联系得到澎湃新闻获取转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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