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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烧后，新木丛生。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8年视为一个新的起点。
——何帆《变量·前言》
全球化的时间线进行到2018年，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高速列车横冲直撞，所有人都感到头晕目眩。
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也到了最后冲刺的紧要关头。
2019-2049，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或许只是平平无奇的一个节点，对中国来说，却是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瓶颈——再没有任何一个三十年，如现在这般表现出一种倔强生长的萌芽状态，激发起人们最强烈的感情。不论成败，中国都不复为今日之中国，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所有的摩擦、疑虑、更迭和期待都将迎来阶段性的答案，精彩的故事和新鲜的情节将独属于中国。
正如书中所说：
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一系列重大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专访《变量》作者，得到APP主理人，经济学者何帆，一起来聊聊，我们自己以及这个时代。
快变量VS慢变量
“窥见真想全貌的方法”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剧变之中，人们难免变得迷惘而悲观。尤其当下资本寒冬殃及各行各业，大国博弈又引得人心惶惶：
无论是看投资还是看消费，无论是看内需还是外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都不算很好，也不算差，但是影响2019年趋势的主要不是基本面，而是信心。
人们无法用过去的确定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变化之中也有很多东西会继续绵延。不妨以小见大，以小趋势洞见大方向。就好像观察一棵树：一方面留意新叶和嫩芽，另一方面，也观照母体，在新变之中，发现母体生命力的新源泉。这种多维度的“大树模式”帮助身在时代迷雾中的人们，借助历史的纵深感，看见黎明到来之前天际的微光。
观察者何帆一直将凯恩斯的一句话铭记于心：“当事实改变之后，我们的观点也要改变了。”他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生活在一战、二战之间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金本位制的消失，是世界的错误，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恢复旧系统，谁能料到，后来会冒出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呢？
因此，把握事实需要过滤时代的杂音，未经筛选的快速信息会迷惑人，但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
比方说，潮汐变化是容易为人感知的快变量，而日月运动是更容易被忽视的慢变量；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电器、工厂、飞机、城市、零售都是快变量，但电却是更为核心的慢变量。
他告诉笔者，未来的变化将挑战人们现有的认知模式，“我已经准备好把我原来学到的所有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清空。现在身居高位的精英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还是之前那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他们也未必能够对症下药地提出建议。我写这样一本书，绝不是单纯源于对社会各阶层的人文关怀，作为一个政策研究出身的写作者，我认为田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重新认识处在变化中的社会，是对自己的一种再教育”。
从这个核心概念延展开去，何帆预测了2019年5个值得关注的“新变量”：
大国博弈
技术赋能
新旧融合
自下而上
重建社群
对于这五个变化背后的逻辑关系，何帆进一步解释道：“你看中国经济这棵大树，最重要的三个主干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以1、3、1的体例对其中的新趋势进行了归纳，1个外部因素，3个国内经济的变化，1个是社会变化。”
核心技术VS应用技术
把握中国市场性格，科技赋能坚持“群众路线”
“美国人根本不关心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本身也不足为惧。”
何帆分析说，第一，特朗普没有战略，他是一个关注季度KPI考核的霸道总裁。这种人擅长在短期之内集中能量，瞬间引爆，但难以长期集中注意力执行战略。第二，中美之间是一个基于价值链的贸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中国不会重蹈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日本的覆辙。何帆解释说：“日本的问题在于，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而且他们太规矩了。中国不一样，中国人从生下来那一天都想要当老大，每一个中国人天生就是企业家。”
所以，中国既不能低估特朗普打赢一场贸易战的决心和力量，但也不能高估他的战略判断力和执行力。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已经出现了。
一方面是不同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歧——变革的方向加上变革的速度才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这铸造了新的围城——车上的人想缓缓，车下的人拼命往上挤，特朗普现象已经证明美国出现了一批想下车的人。
另一方面，美国确实对中国有所提防。但并不焦虑核心技术优势的丧失，而是担心中国特色的民情和体系使之在技术应用方面跑得更快。毕竟恩格斯说过，社会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比10所大学都大。何帆笑着说：“这话放在中国，还得改成，社会需求对技术的推动至少比100所大学都还要大。”
美国对这一点有很清醒的认知，它能崛起也是得益于“流水线”，而不是发动机。
在当时，流水线只能出现在注重效率的美国，欧洲的公共交通已经很发达，并且社会分化严重，贵族和平民不会消费同样的出行产品，这就导致欧洲汽车厂商只能小批量、定制化的生产，借助这一契机，美国一跃成为“车轮上的国家”。
同理可证，中国想要在信息化时代胜出，关键是找到“新技术的应用场景”，走群众路线。
具体说来有3个步骤：选择，适应和改造，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寻找边缘。例如极飞，不断试错之后，才找到农业无人机的市场定位——中国农民跟中国的城市消费者有一点很类似，他们很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拥抱科学。
“农村的留守老人都说，现在如果没有机器辅助根本做不了农活，”何帆补充说，“极飞在新疆的经验如果成功，中国的农业完全有可能赶超发达国家，局面一旦打开，前景会非常广阔。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要想清楚谁能从中获益，他们会反过来帮助你成长。企业要有潜力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孤军奋战在变化的时代风险性太高。”
话虽如此，但坐拥1000万用户的ofo为什么陷入困境呢？
何帆回应道：“第一，共享单车的场景太单一，群众路线不是说人多就行，不能变现的数据就是伪数据，是资本生造出来的，没有纵深的应用场景；第二，共享单车的游戏只是中场休息，这么多小黄车，归谁？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企业，新的商业模式？现在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城市收缩 & 社区重建
小而美将成为时代的“隐形冠军”
“硅基文明崛起的时代，互联网就是新的城市，城市就是曾经的乡村。”崇尚生命力和颜值的城市新物种正在形成，要实现它们，自下而上的力量和审美创新的能力都必不可少。
多核心城市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的现象：一是收缩，二是颜值革命。
各种信号正提示人们，超级大城市辐射周边的模式已经失灵了——土地流标；很多标杆性的房地产企业纷纷改名。在东莞和义乌，何帆找到了城市精明收缩的成功案例：“这些城市规模虽然变小了，却没有凋敝，反而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宜居。”
这些“没有围墙的城市”包容着很多在夹缝中小心翼翼生存的草根企业家，他们拥有在艰难环境中求生的能力，迅速利用机会萌芽的能力，一种自下而上的顽强力量。这些力量蕴含在千万“蚂蚁商人”身上：虽小但美好而灵活，虽卑微却是“隐形冠军”的摇床。
另一个例子是，原本在城市黄金地段的步行街和商业中心开始衰落。中国城市正在爆发一场“颜值革命”。
在互联网时代，小众才是主流——越是在自下而上的力量得到尊重、得到赋能的地方越容易爆发审美力的创新，越容易在混乱中涌现出新的秩序。从这个角度上看，老城、旧城和城中村或许是最有可能在“颜值革命”中获益的区域。因为互联网会减少它们在硬件上的劣势，通过技术为这些生活气息更加浓郁的地方赋能。
与小而美的城市相对应，人们可能会建立崇尚平等与合作的新社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建社群的新变量呢？
“这是一种由多股力量汇集而成的激流。第一种力量是丰裕社会，第二种力量是择邻而居，第三种力量是网络连通。”
何帆告诉笔者，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断代的，直接从物质贫乏的时代跳跃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这两个时代，人们信奉的都是个人主义，所谓的“狼性文化”，对竞争习以为常，却学不会集体协作和公共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连根拔起，然后被甩到空中的人，你有真正的故乡吗？从哪里去找到归属感呢？那一定是社群，但不是人家建好你再加入，而是要先往里面存钱，再从里面取钱。”
何帆以阿那亚为例子解释说，随着人们自由度的增大，内心会生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公共生活的欲望。这种新的平等社会跟《乡土中国》中描述的熟人社会不一样，也跟广场舞群体、粉丝群体的科层制不一样。它的本质就是一群陌生人到了一起，并不断发生相互交往，然后大家懂得如何互相妥协，达成集体行动。
搁浅而亡 VS 涅槃新生
标准化的批量应届生将成为新时代的弃儿
身处在转型中的人们面临着诸多风险，得把安全带系好。2019年，潮水降落之后，会有两种现象：
第一种，很多鱼因为缺水死掉了，海滩上一片尸骨；
第二种，一些鱼开始长出来四条腿，然后开始上岸，最早的两栖动物开始出现了。
未来收入水平最低、就业最困难的恰恰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一出校门就会过时，他们寻找的工作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
何帆告诉笔者：“教育依然很重要，但高考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教育，知识改变命运是对的，但高考改变命运却未必。其实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规划，难道不是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吗？越来越多的人专业和职业不对口，那他们大学四年的时间不都浪费了吗？”
年轻人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新物种，转型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新兴企业、新兴行业，这才是新一代年轻人应该抓住的机会。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尽相同，但逆袭之路的通行证已经不再是一直文凭。年轻人的当务之急，是想清楚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这是迸发激情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有一点天分，还要跟社会的需求以及价值观相匹配，否则自以为的光明大道，到头来却发现是死胡同。
未来最成功的人是终身学习者，跟有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太大关系。
2019年2月1日
注：文中引用内容全部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变量》。本文首发全媒派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全媒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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