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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使的零售政治:一次只接待一位顾客

“批发政治”和“零售政治”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遭枪击身亡。时任副总统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随即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很多人觉得,约翰逊不过是一个撞了大运的小人物。约翰逊出生于得克萨斯,他个子魁梧、嗓门大、举止粗鲁。他曾当着众人的面撩开衣服,给大家看身上阑尾手术留下的伤疤,还会坐在厕所马桶上办公。在电视上,约翰逊的公众形象是可笑的。他戴着一副滑稽的老花镜,不断地斜着眼睛看讲稿提示器,紧张得大汗淋漓。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胜任美国总统呢?他最多干完一年,就得下台。
 
1964年,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开始了。约翰逊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保守派参议员戈德华特。出人意料的是,约翰逊大获全胜,他在国民普选中获得的支持率高达61.1%,是1820年以来美国总统候选人获得的最高支持率。在动荡不安的1960年代,约翰逊向美国人描述了“伟大社会”的蓝图。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之一。
 
为什么在风度翩翩、年轻英俊的肯尼迪总统之后,美国人民还能接受粗鄙无礼、毫无个人魅力可言的约翰逊呢?有一些政治家擅长“批发政治”,他们能够施展个人魅力,直接跟民众对话,直接赢得大众的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当他在广播里发表“炉边谈话”的时候,大街小巷几乎空无一人,大家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约翰·肯尼迪也是这样的人物,他在波士顿竞选众议员的时候,很多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的女孩子都来做志愿者,她们因为能够帮肯尼迪写传单而激动不已。
 
约翰逊的风格不是这样的。他擅长的是“零售政治”,一次只招待一名顾客。约翰逊的祖父和父亲曾多年担任得克萨斯州议员,约翰逊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就深谙官场上的处事待人、见风使舵。22岁的时候,约翰逊开始给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克莱博格做秘书,到了首都华盛顿。刚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住在宾馆里,还有很多政界人士都住在同一间宾馆。那天晚上,他一共洗了四次澡,四次披着浴巾,沿着大厅走到公用浴室,四次打开水龙头,打好肥皂。第二天早上,他又早早起床,跑去刷了五次牙。为什么约翰逊这么爱清洁呢?不,他不是有洁癖,而是要借去浴室的机会认识有用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结识了75位议员的秘书。当时,国会议员的秘书们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俗称“小国会”,约翰逊由于表现出众、人缘又好,短短一年之后就被推选为“小国会”的“议长”。
 
有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回忆自己和约翰逊的交往。那时,约翰逊还是副总统。记者受报社的指派,报道参议院活动。在国会大厅里,他还在四处张望,忽然,约翰逊一把拉住他,非常亲热地说:“快,快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一直在找你。你是唯一了解这里情况的记者,我得跟你透露些情况。”然后,约翰逊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一边讲,一边在纸上随手写东西,并把秘书叫来,把纸条递给他。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又把纸条递给约翰逊。约翰逊瞄了一眼,把纸条塞进口袋,继续亲热地跟记者拉家常,说到他的工作、过去做过的报道,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记者不禁目瞪口呆、受宠若惊。后来,这位记者辗转问到了约翰逊的秘书,纸条上到底写的啥。秘书告诉他,约翰逊写的是:“我是在跟谁说话?”
 
懂得这套把戏的政治家很多。里根总统竞选的时候,高举“反华盛顿”的标语,他的名言是:“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一到华盛顿,就参加首都各界人士的聚会,招待华盛顿政界的各方人士,甚至包括他的对手民主党阵营的人。他跟大家说:“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也是这里的居民,大家都是邻居了。”
好使的零售政治
 
零售政治为什么好使?第一,关系网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自己认识的人在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1981年,白宫新闻秘书急急忙忙地要找乔治·布什副总统。有人告诉他,布什正在和埃及副总统一起喝咖啡。什么埃及副总统啊?不过是华盛顿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就在那一年秋天,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继任的穆巴拉克总统,就是和布什喝咖啡的那位。他成了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第二,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的。杜鲁门总统有句名言:“邻居丢了工作的时候是经济不景气,我们自己丢了工作的时候就是大萧条了。”人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知识分子喜欢去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普通人对此并不买账。
 
1991年,宾夕法尼亚州有一次特别选举。该州参议员海因茨在一次空难中丧生,需要补选一位参议员。所有人都认为前任州长索恩伯是最佳人选,最后他却败给了一位退伍军人沃福德。沃福德何德何能?很简单,他在电视里跟大家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每个美国犯罪分子都有获得律师的权利,那我觉得工人家庭生病时当然也应该有获得医生的权利。”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那些人到中年、担心丢掉工作的丈夫和害怕全家会失去医疗保险的妻子。
 
三年之后,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第一夫人,想要推行医疗保健改革。她从沃福德的意外胜利中得到一个启发:也许,普通民众最想要的就是“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不幸的是,她的这一方案遭到了普遍的抵制。人们不觉得“包括所有人在内”说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觉得,这个医疗保险改革是为了让那些享受福利救济的不工作的人得到医疗保险,而让辛勤工作的人为此买单。
 
同样的政治方案,零售的时候能畅销,批发的时候却可能滞销。
 
股东也要投票
 
其实,阿罗最初感兴趣的不是民主投票制度。他之所以关注投票问题,是研究厂商理论的副产品。厂商理论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必教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厂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多老师教厂商理论,那么多学生学厂商理论,对此都深信不疑。只有阿罗考虑到,厂商并不是一个人啊,股东可能有好几个啊。即使每位股东都想让利润最大化,但不同的股东对选择何种生产计划,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会主张扩大产量、有的会主张压缩成本、有的会要求增加研发投入,怎么办?厂商在生产决策的时候也会用到投票,但怎么投票呢?阿罗一头钻进去,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最后就捣鼓出来了这个不可能定理。
 
阿罗数学功底深厚,但读书不多。他发表了不可能定理之后,才有读者告诉他,很多年之前,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就研究过类似的问题。有些人不理解阿罗不可能定理,就想当然地说,阿罗证明了民主制度是不可行的。说这种话,不是智商低就是别有用心。听完我的介绍,你们会明白,所谓的不可能定理,是说在满足严格的一系列前提下,不可能通过集体投票推导出理性的决策。他说的独裁者,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独裁者。
 
阿罗不可能定理给我们插了一个路标:此路不通。如果此路不通,是不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当然不是,我们可以绕着走。如果把阿罗所提的那些苛刻的前提条件放松,就不会出现不可能的结局。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森(印度裔经济学家)和马斯金,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要么放松阿罗的前提条件,要么限制一些比较冷僻的排序,最后避免了不可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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