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力量大？

 

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也就是说，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会团结起来，达成“集体行动”，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工会，同一个行业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这都是利益集团。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利益走到一起来的，那么，如果有共同利益的人越多，力量自然最大。不是吗？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例子却恰恰相反。全世界的消费者应该人数最多，跟消费者相比，厂商在数量上绝对处于不利地位。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见到厂商欺负消费者，没有见过消费者欺负厂商呢？被统治者的人数绝对超过统治者。被统治者经常怨声载道，觉得自己被盘剥欺诈。要是人多力量大的话，被统治者只要揭竿而起，不就能推翻统治者？但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暴君仍然能够安稳地坐在王座上呢？

 

是的，如果能够达成集体行动，大家都能获得收益。比如，假设有个汽车厂商推出的某一款车存在质量问题，那就可能有消费者出来维权。不过，维权是费时费力，而且要生一肚子气的。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维权成功了，汽车厂家认错了，这一款车都召回，给车主补偿。你要是维权，跟大家一样，得到了一份赔款；你要是不维权，等别人维权成功了，你的那一份赔款也少不了。那么，你是参加维权，还是不参加维权呢？

 

有个笑话讲，一群老鼠开会，商量怎么对付猫。有个老鼠建议，要是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猫走到哪里，铃铛就响到哪里，老鼠们只要听到铃铛响，就知道猫来了，就可以赶紧躲起来。这个建议真是太高明了！但问题来了：谁给猫挂铃铛呢？去给猫挂铃铛，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如果猫的脖子上有个铃铛，所有的老鼠，不管是不是去给猫挂铃铛的那位，都能听到警报，早早逃跑。如果你是老鼠，你会不会去给猫挂铃铛呢？

 

“搭便车现象”

 

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谈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按照奥尔森的解释，由于集体行动所产生的收益由集团内部每一个人共享，但成本却很难平均地分担，每个集体成员在做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时，都会选择让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 王朔在小说里写过，一个小痞子对几个姑娘讲，你们的思想觉悟真不高。我本来还指望你们去堵机枪眼，留下我过幸福生活呢。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现象”。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人数越多，所有人一起协商如何分担成本就会越困难，搭便车的行为越不易被人发现，人们搭便车的动机就会更加强烈。一个和尚不需要跟别人合作，自己去挑水就有水喝，不挑水就没有水喝，自然会乖乖去挑水。两个和尚就麻烦一些，需要彼此合作，因此就需要考虑如何分担成本、如何监督别人的行为的问题。但在两个人的时候，这些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水桶放在扁担的中间，大家轮流走在前面或是走在后面，这就能保证公平。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对方有没有卖力，彼此心知肚明。三个人就复杂多了。怎么确保公平地分担成本？怎么监督其他人？责任无法明确落实，积极性就不会高，扯皮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正所谓：“人少好办事，人多好吃饭。”吃饭的时候，一喊都来，干事的时候，大家都磨磨蹭蹭。

 

怎样把利益集团做大做强？

 

如果按照奥尔森这个逻辑，世界上不可能出现集体行动。但我们在生活中确实能看到工会、行业协会等集体组织。这又是为什么呢？

 

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选择性激励”。第一，对不同的人来说，偏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否认，有的人就是爱当英雄。《西游记》里写到，一群猴子发现一股瀑布飞泉。“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大家都想看看瀑布后面是啥，但都不敢。一个石猴跳进去，发现瀑布后面是个“天造地设的家当”，于是，大家都搬到了这个宝地：花果山水帘洞。为什么石猴要冒这个险呢？因为猴子们有约在先：“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也就是说，为了达成集体行动，必须向积极分子提供额外的激励。这个激励不是大家能够共同分享的集体利益，一定得是他们自己独享的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革命。当然，革命之后就该收拾特权了，这是后话。

 

第二种“选择性激励”是负向的，也就是说，谁不参加集体行动就惩罚谁。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任主席戴维·麦克唐纳就曾经讲过，工会早期实行过一种“形象教育”。啥是“形象教育”？说白了就是让工人纠察队收费。一群已经缴纳了会费，而且身高马大的工会成员，手持铁锹或是棒球棍，站在工厂的门口，在工人上班的时候盘问他们是否缴纳了会费。

 

总结一下，如果你想达成集体行动，那就参加小的利益集团。小的是有力量的。如果你想混日子，可以参加大的利益集团，大的是松散的。

 

文章原题为：小的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