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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二)
 
导语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H·塞勒(Richard H. Thaler),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
 
塞勒现年72岁,先后执教于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995年至今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
 
塞勒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和决策心理学。他被公认为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先锋经济学家。同时,塞勒在储蓄和投资行为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研究造诣。
 
作为行为经济学大师的塞勒出版过很多著作,其中一些已有中文版本,比如《“错误”的行为》(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助推》(Nudge),以及《赢者的诅咒: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The winner’s curse: paradoxes and anomalies of economic life)。
 
何帆教授曾分别撰写过这三本书的书评,在此刊发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塞勒的经济学思想。
 
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拒绝一切干预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如此热衷于理性人假设呢?一个原因是出于做研究的考虑,如果选择了理性人假设,做模型会更顺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即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选择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个人的选择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也就不需要政府出面校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自由选择》。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使你觉得他们的选择是不对的,也不能横加干涉。
 
在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自然会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比如,如果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车的人不带头盔,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非要规定大家系安全带或带头盔,是不会有效果的,大家不会听政府的话。如果有人吸毒或是卖淫呢?在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也是你无法干涉的。反对吸毒或是卖淫,只会使吸毒或卖淫转入地下,反而更难控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吸毒或卖淫合法化。
 
我想,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反对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来规定我的孩子必须学什么知识,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政府来规定我的饮食搭配,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即使政府说这样的饮食搭配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但是,跟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不相信人们的理性选择都是合理的,对个人都是最为有利的。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误,也很容易做出其实不利于自己的选择,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个人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行为经济学家主张给一点点“助推”
 
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为了全球畅销书,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书中提到,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方法”,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听起来是水火不容的,但却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自由主义是指我们要保留人们做出自主决策的权利。温和的专制主义是指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人们做决策的过程,好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人们不能吃垃圾食品,只能吃健康食品,这就是一种粗暴的干预。尽管政府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结果一定很糟。这种粗暴的专制主义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新鲜的水果用更低廉的价格、更方便地提供给消费者,那么,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就是塞勒和桑斯坦所说的“助推”。
 
吃不吃健康食品,其实还是小事。像养老金计划,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大事。美国的养老金保险制度非常复杂,员工需要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说过的,选择的机会越多,人们越不愿意做出选择。于是,很多美国人就放弃了参加养老金保险的计划。这一选择对自己不利:因为到了退休之后员工的收入水平会下降;对政府也不利:因为到最后还是得由政府买单。有一些美国公司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以前的方案是你要主动选择,才能加入养老金计划,如今的方案是如果你不反对,就默认你同意参加养老保险计划。
 
塞勒和桑斯坦提出了“为明天储蓄更多”的方案,并得到美国国会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支持,这在美国政治中也算是一个奇迹。“为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金计划。签了这份合约的员工在加薪时,会自动地增加在养老金账户中的储蓄,于是,储蓄率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如果员工觉得存得太多,他们也有选择退出该计划的自由。这一方案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欺诈和隐瞒,只是巧妙地把人们的懒惰天性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让人们自己做出更有利的选择。
 
寻找一种中庸之道
 
在塞勒和桑斯坦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要做出小小的调整,就能极大地改变决策的结果。比如,总是会有人把尿尿到公共厕所的小便池外边,但是,如果在小便池里刻上一只苍蝇,男士就会自动地瞄准那只苍蝇尿尿,于是,尿到小便池外边的现象便减少了80%。如果你想让人们节约能源,仅仅在墙上张贴一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标语是没有用的。如果让每个家庭在收到账单的时候,都能够从账单上看到自己的用电量和邻居的用电量的对比,那么,出于“同伴压力”,很多人就有更多的自觉性去注意节约资源。这说明,帮助人们改进其行为的最好方法是提供反馈。
 
对于是否在政策设计中采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方法,我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先相信政府是无私而善良的,才能相信它们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帮助我们改善决策。但是,这一方法也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启示。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让孩子和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是该奉行毫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粗暴独裁的专制主义原则,还是找到一种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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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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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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