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说的和做的为什么不一样？

 

自由贸易是好的，产权保护很重要，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念已经变得几乎不容质疑。这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呢？如果你去看看发达工业经济体，哪个不是支持自由贸易？哪个不是全力保护私人产权？哪个不是实行了民主竞选？

 

但是，在发达国家还处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们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这一套。德国曾是保护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德国经济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说，如果让一个幼儿和一个重量级拳击手按照同一个规则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美国也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林肯总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进口关税。美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大量盗印英国的书籍，还派工业间谍到欧洲窃取技术秘诀。杰斐逊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奴隶是可以私有化的，但知识怎么能私有化呢？知识本来就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就连自由贸易的旗手英国，也曾经长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后来才改弦更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时候实行过普选制度。

 

为什么发达国家自己做过的事情，如今却不让发展中国家做了呢？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批评英国的时候说，英国是上了楼之后就把梯子撤掉，不让德国上去。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本书，就用李斯特的这句话做了题目，叫《撤掉梯子》。张夏准讲到，发达国家不让发展中国家干的事情，当初自己却做得不亦乐乎。

 

以贸易政策而论，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当然能够促进国际分工、扩大市场规模。但是，当今发达国家处于赶超阶段，无一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技术工人，从更发达的国家走私机器，从事工业谍报活动，还故意侵犯专利及商标权。等它们的竞争力提高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它们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大力保护专利和商标。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了正气凛然的护林员。

 

再以产权保护而论，从理论上讲，保护私人产权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历史上，却经常会出现以侵犯某种既有产权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英国的圈地运动侵犯了共有财产，却方便了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奥地利、法国等国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将某些工业产权从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转移到热衷现代技术与投资活动的公有经济职业经理人手中，大大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发展。

 

没有一种政策能适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

 

这就把我们弄糊涂了。那么，是经济学讲的自由贸易理论、产权保护理论不对吗？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理论和产权保护理论都没有错。自由贸易当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产权保护也能够让投资者对未来更加放心。但是，每一种理论、每一种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一个国家刚刚打开国门，会遇到很多来自外部的冲击。为了缓和外部冲击，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保护。最理想的保护是巩固本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尽可能地帮助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本国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尤其是工人阶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其政府规模相对就越大，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个个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但恰恰因为对外开放程度高，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更加发达，是远近闻名的高福利国家。次优的选择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很笨拙、低效的保护政策，但总归聊胜于无。

 

在社会逐渐趋于板结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怎样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呢？最好的办法是引进新的竞争者，让新的竞争者去挑战既得利益集团，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也能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参加平等的竞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次优的选择可能就是出现较大的社会变动，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粉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一过程不可能是非常温文尔雅的，一定会带着暴力甚至血腥，但从长时期来看，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怎么才能让博尔特跑不过我？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就能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破坏私人产权保护，是不是就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反对民主制度，是不是就能给经济增长创造很好的条件呢？当然不是。如果A不一定导致B，那么非A是不是一定能导致B呢？也未必，导致B的可能是另外的因素，比如C。模仿西方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反对西方也不一定能够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经济增长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就像种子发芽，那是要在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的：土壤、水、阳光，缺一不可。

 

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西方观点未必是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心，未必是单纯地好为人师，而是要用制度为藩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手脚。规则是不是都是平等的？这很难说。如果跑步，我比不过“飞人”尤塞恩·博尔特，但如果允许我改一下规则，我就能跑赢他。比如，我可以规定，每跑100米，就必须默写一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考一道宏观经济学的题目，通过了才能跑下一个100米。在这种新的规则下，你觉得谁能跑第一呢？

 

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规则由强者写就。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规则时很喜欢采用双重标准。比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严，这不一定是好事。打个比方，如果我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向过往的车辆行人收过路费，大家应该觉得是公平的吧。那么，如果我规定，禁止任何人再修其它的桥，到河对面都要走我这座桥，是不是就很无理了？很多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保护某种特定的生产工艺，而是保护最终产品，也就是说，哪怕你用其它的生产工艺，只要你生产的东西跟我的相似，那都是不可以的。

 

再比如，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发达国家也会更强调现有的排放，忽视历史上的排放。如果按照现有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当然责任更大，但要是考虑历史上的排放，发达国家做的远远不够。这就好比一桌盛宴，发达国家已经吃撑了，但到了上甜点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赶到，于是，发达国家说，甜点都归你了，那么，你把这一桌酒席的钱都付了吧。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公平吗？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轻易地感情用事，忙着去站队，多想想事物的不同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应该爬得更高一些，欢迎来到海拔3000米的地方，再看看下面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