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群聪明得不能再聪明的人，做出了一件愚蠢得不能再愚蠢的事。

 

这群聪明人的领袖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一路过关斩将，先是获得党内提名，然后赢得总统大选。每一件事情都证明他是对的，他身边的人都对他的能力充满了信心。

 

肯尼迪总统的周围也是一群经验丰富、睿智聪慧的能人。他的国务卿是迪恩·腊斯克。腊斯克从政经验丰富，主意多，善于决断，忠心耿耿。他的国防部长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曾任福特公司的总裁，他是一名统计专家。 在福特公司工作的时候，麦克纳马拉曾经设计了一套新的技术，改善决策程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是肯尼迪从哈佛大学请来的高参，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帮助艾奇逊国务卿做过很多外交决策。肯尼迪总统倚重的顾问还有哈佛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本来不是肯尼迪的嫡系，他们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留任的，但很快被肯尼迪接纳为核心团队成员。大家都认为杜勒斯和比斯尔工作勤奋、才能卓越。

 

肯尼迪和他的团队正在讨论一个秘密计划。他们打算派遣一支古巴流亡者登陆古巴，用武力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把古巴流亡者留在美国，这批人不知道会惹什么麻烦，不如把他们训练成武装分子，送他们打回古巴。如果顺利的话，流亡者振臂一呼，古巴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即使不顺，这些流亡者也可以潜入附近的埃斯坎布雷山，和当地的反抗组织会合，上山打游击。

 

1961年4月17号，一队大约有1400人组成的古巴流亡者，在美国海军、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在古巴猪湾登陆，但一切都不像原来设计的那样。登陆部队被在海岸警戒的古巴民兵巡逻队发现了，古巴军队迅速地向登陆点集结，用榴弹炮、机关炮和火箭炮向滩头射击。美国负责运送后备弹药和物资的四艘船，没有一艘抵达。前两艘船被卡斯特罗的飞机击沉了，后两艘船仓皇逃脱。 第二天，两万名装备精良的古巴军队把入侵者围得水泄不通。还有20万名古巴部队随时待命。200多名流亡者被击毙，剩下1200人全部被俘。消息传出，美国国内一片哗然。国际舆论纷纷谴责美国。肯尼迪总统的声望一落千丈。这是一场完美的失败。

 

中央情报局跟肯尼迪总统保证，这个计划绝对不会泄密，但正如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皮埃尔·赛林杰所说的，这个计划是历史上隐蔽最差的军事行动。肯尼迪总统也说，卡斯特罗不需要在美国安插特工，他只要读读美国的报纸就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古巴的流亡者都知道这一计划；危地马拉的政府官员知道这一计划，因为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建立了训练营；尼加拉瓜的政府官员也知道，因为尼加拉瓜同意让美国使用尼加拉瓜的空军基地发动对古巴的进攻。

 

肯尼迪总统本以为古巴流亡者士气高扬，但就在入侵的前一个月，古巴的流亡者已经开始不满，最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只得把八十多个领导人抓起来，并把他们关押在危地马拉热带雨林深处的集中营里。

 

美国政府本以为古巴军队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他们以为古巴人心思变，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事实上，卡斯特罗的军队训练有素、反应迅速。绝大部分古巴人是支持卡斯特罗政权的。流亡者在猪湾登陆之后，卡斯特罗牢牢地控制着国内局势，在各地逮捕反对势力，流亡者和国内的反抗力量根本无法接头。

 

最愚蠢的判断是，美国政府本以为即使登陆失败，流亡者也可以逃到埃斯坎布雷山，但埃斯坎布雷山和猪湾之间的距离有80英里，中间隔着沼泽和热带雨林，根本无法通行。肯尼迪的顾问班子里，哪怕有一个人看了一眼古巴地图，都会发现这一致命的疏漏。

 

肯尼迪总统深为自责，他意识到以为自己批准的计划和实际批准的计划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杜勒斯悔恨莫及，决定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多年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还为猪湾事件感到有负罪感。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团队，能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呢？

 

越是团结的小群体，越容易出现“小集团思维”。正是这种“小集团思维”，使得肯尼迪和他的团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必须有共识和纪律，才能保证一个群体内部的团结。最后，成员对团体的忠诚变成了最高形式的道德，这种忠诚需要每一个成员都不提出有争议的议题，不需要质疑和批评。质疑和批评就是添乱。罗伯特·肯尼迪得知施莱辛格有不同的意见，就把他拉过去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是错的，但总统的主意已定，你就不要再为难他了，现在是每个人都要帮助他的时候。”

 

这样的小集团确实会很团结，所有人都有共识，但这种共识是肤浅和表面的。小集团的成员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一些习惯，而这些习惯有可能导致大家共同做出愚蠢的决定。

 

第一，小集团成员会努力维护本集团的团结，他们会放弃批评性的思维。施莱辛格在回忆录里说，如果当时哪怕只有一个高级顾问反对，肯尼迪总统就会叫停猪湾登陆计划。遗憾的是，大家都没有表示反对。施莱辛格本人隐隐觉得不妥，他不相信古巴会出现大规模的起义，猪湾登陆的后果可能是出现持久的内战，但他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担心。他觉得，我一个教授，去质疑白宫的高官，会不会不妥呢？所有的人都沉默，而其他人把这种沉默都理解为同意。

 

第二，小集团内部的人会倾向于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会变得盲目乐观，缺乏足够的警惕。他们会觉得自己才是好人，是正义的化身，只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就一定能够胜利。他们会对外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对敌人更加冷酷无情，而且相信对手是愚蠢的、软弱的，是不道德的，是必然灭亡的。

 

第三，小集团会盲目地相信领导，而领导会鼓励属下变得更加听话、温顺。如果领导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属下就会很难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会都顺着领导的话往下说。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小组或是临时性的决策小组中，由于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也没有规范的议事日程，团队成员也更加不确定，就会更加依赖主要领导人，这进一步增加了决策过程中的协调，更容易导致小集团思维。

 

并不是小集团就一定会犯愚蠢的错误。同样是肯尼迪的这个班子，在1962年成功地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核战争。

 

1962年10月16日，美国的U-2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从U-2飞机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导弹发射台，以及放在地上的导弹。为什么苏联会把核武器放在美国的眼皮底下？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吗？

 

同样是肯尼迪的顾问班子，在13天的紧急会议中，他们讨论了各种可能的方案，最后做出了一个稳妥的选择。美国明确地告诉苏联，要把导弹撤走，否则，“我们来帮你们撤走”，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小心翼翼地不激怒苏联。美国承诺不会入侵古巴，并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

 

同样是肯尼迪的顾问班子，在处理古巴危机时候的表现，和在猪湾事件中的表现大相径庭。小组成员不再是一团和气，而是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也不再坚持原本的观点，而是在讨论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腊斯克一开始是鸽派，后来是鹰派，到最后连他自己也不确定了。肯尼迪吸收了猪湾事件的教训，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会刻意地离场，让大家尽可能地畅所欲言。在团队内部，要专门有一个人跟别人抬杠，罗伯特·肯尼迪又担当了这一“魔鬼辩护人”的角色。他扮演这一角色非常成功，以至于变成了团队内部最让大家讨厌的人。

 

团结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取得最大的胜利，也可能犯下最愚蠢的错误。

 

文章原题为：团结起来，犯最愚蠢的错误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欧文·L·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中央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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