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在英国和德国开战的那天晚上，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一个朋友站在白厅的窗前，太阳下山了，昏黄的街灯亮了起来。格雷勋爵望着街灯，说：“整个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再看到它们亮起来了。”

    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凯恩斯，还只是个30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凯恩斯很可能会觉得格雷的预言太过悲观。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凯恩斯相信战争不会持续太久。大家都觉得这场战争会速战速决。这一代欧洲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战争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犹如闪电般一划而过，还没有等大家醒悟过来，法国就已经战败了。而在巴尔干、非洲、远东爆发的那些战争，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太遥远了。

    凯恩斯刚进英国财政部。他对财政部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兴奋。他太喜欢财政部了。他说这里的人们非常聪明、非常干脆、带着点看透一切的世故劲，对自己的理性判断充满自信。凯恩斯喜欢财政部，但财政部并不喜欢凯恩斯。 凯恩斯干了没有两周，就被客客气气地辞退了。直到1915年1月6日，战事吃紧，衙门缺人，凯恩斯才得到财政部的正式任命，做为战时的临时经济顾问，年薪600英镑。

    上任没有一个月，他就有幸陪同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财政部金融主管埃德温·蒙太古（Edwin Montagu）和英格兰银行行长康利夫（Walter Cunliffe）爵士一起到巴黎，参加协约国的第一次会议。凯恩斯是如此地兴奋，他已经忘记了保密纪律。在给朋友的信中，凯恩斯炫耀地跟朋友透露：“我们会给俄罗斯贷款6000万到1亿英镑，给意大利一大笔钱，足够意大利一直用到打完仗”。他的一个好朋友酸溜溜地跟另一位朋友说：“梅纳德现在可成了大人物。他天天去财政部上班，工作积极努力，他跟我说，他一个上午就让英国政府省了1，000，000英镑。”

    凯恩斯对自己，也对英国充满了自信。他对英国的信心来自于，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都在帮政府做事。凯恩斯跟朋友们说：“我们一定会赢的，而且会大获全胜。因为在最后一刻，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才华和财富都贡献了出来”。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朋友们：“德国的金融已经跨了”。他们马上就要失败了，快了，快了。

    大家都说，快了，快了。

    当小伙子们整装待发的时候，长官们告诉他们：好好干，把那帮混蛋干掉，赶紧回家过圣诞节。威廉二世对即将出征的将士们说，到秋天叶落，大家就能回家。一位德国军官预言，到9月2日的色当日，即纪念普法战争中色当决战的日子，就能攻进巴黎城。俄国将领满心希望在六周之内打到柏林。如果有谁说六个月，大家就会觉得他太悲观了。只有英国名将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说，这场战争至少要打三年。大家都觉得他简直是莫名其妙。不管是在维也纳、柏林，还是在伦敦，当宣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兴奋的民众在大街上高歌起舞。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未来可以预知，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们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能够知道最终的结局，他们还会欢呼着跑过去，迎接战争的到来吗？

    如果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响，奥匈帝国的部队就被德国拉到了打沙俄的前线，德国根本就没有打算帮奥匈帝国教训塞尔维亚；如果他知道，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奥匈帝国才彻底分崩离析，奥地利变成了共和国，匈牙利独立了，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入了塞尔维亚；如果他知道，这场战争葬送了欧洲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哈布斯堡王朝，王族成员被迫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个一生勤政的古板老人，是否会用自己的风烛残躯，挡在主战派的面前呢？

    如果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知道，自己的表兄德皇威廉二世会悄悄地让列宁从瑞士穿过德国领土，经过芬兰回国，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另一个表兄英王乔治五世会冷漠地拒绝他到英国避难；如果他知道，十月革命之后，他一家人被捕囚禁，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凌晨，全家被枪杀，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放过，尸体被剥光、脸上被泼上硫酸、两具尸体还故意被烧毁——他会在塞尔维亚危机中更加冷静和克制吗？

    如果威廉二世知道，他的签署的战书会给德国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德国最后会被协约国百般压迫；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是众叛亲离，连一生拥戴他的兴登堡将军都劝他退位；如果他知道，要不是美国威尔逊总统，他自己都可能会被当作战犯审判，最后，他不得不流亡荷兰，在多伦的一座小城堡中度过余生——他会在当初更谨慎和理智，弹压住蠢蠢欲动的军方主战派吗？

    如果交战双方的将军们知道，这场战争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能够速战速决；如果他们知道，到1914年11月，西线就已经进入胶着状态，双方的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只能困守，无法进攻；如果他们早一点想清楚，一战时期最重要的新武器机关枪，其实是一种防守型的武器，而不是进攻型的武器；如果他们能好好研究一下美国南北战争、日俄战争的经验，知道只要战壕加上铁丝网，同时把战壕前面清理出来一片开阔地带，就根本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就像一个德国机枪手回忆的那样：“敌人几百人几百人地往前冲，我们根本就不用瞄准，直接照着人群扫射就行。”如果他们知道，在战争时期他们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却遭到人们的无情唾弃，一战之后，战败国的将领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当作战犯，送上国际法庭，战胜国的将领也被人们指责，赫赫有名的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被人叫做“屠夫”；如果他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夺去1000多万士兵的生命，负伤的士兵有2000多万，欧洲几乎十室九空——他们还会有发动战争的狂热激情吗？

    如果年轻的剑桥才子，青年诗人布洛克（Rupert Brooke）在从军之前就知道，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参加加里波第登陆行动、跟敌人厮杀，就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感染了败血病，窝窝囊囊地死在船舱里；如果他没有这么不幸，而是一直在前线作战，甚至没有阵亡；如果他目睹了战场上的人间地狱，经历了战壕里度日如年的生活；如果他听到老兵们在战壕里苦中作乐唱的小曲：“如果你想找老连队，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老连队都挂在老铁丝网上/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老连队都挂在老铁丝网上”；如果他目睹一朵朵生命的鲜花在战场上枯萎——这个被爱尔兰诗人叶芝誉为“英格兰最英俊的少年”，还会欢天喜地地入伍、兴高采烈地写下那首带着孩子气的名作《士兵》吗？或许，他也会像欧文（Wilfred Owen）那样，写下一首苦涩的《为国捐躯，甘美合宜》（Dulce et Decorum Est）？

    如果那些参加白羽毛会的妇女们知道，当她们追逐着街上没有穿军装的男人，指责他们是懦夫，把一根白羽毛插在他们身上做为羞辱的时候，她们正在把一批从未打过仗、没有接受任何军事训练、甚至还没有成年的男孩子送到前线，只是为了让他们的胸膛挡住一颗子弹；如果她们知道，被她们的羞辱送到前线的男人们，很可能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父亲，甚至有可能就是她们自己在战后因为男人太少再也找不到的丈夫——当她们做出这种孟浪而自以为是的举动时，会不会有一丝的懊悔和内疚呢？

    凯恩斯慢慢感到了心痛。

    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犹如一个维多利亚时代雍容典雅的瓷花瓶，摔得片片破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剑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4岁那年，凯恩斯就读英国最有贵族气质的伊顿中学。在伊顿的四年，他是学校里耀眼的明星学生。他学习成绩优秀，数学天赋出类拔萃，他不停地拿各种奖项，拿到手都软了。学校害怕他偏科，曾经禁止他再参加数学竞赛。他是学校辩论队的主力，毕业时还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学生。凯恩斯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说，凯恩斯之所以没有像很多有才华的英国青年一样，成为社会的反叛者，就是因为他在伊顿上学的时候感到从容、愉悦。

    1914年到1918年，有5588名伊顿的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作战，其中，1159人阵亡，1469人负伤，伤亡率为47%。

    18岁的时候，凯恩斯如愿以偿地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在大学的学习成绩平平，但读书兴趣广泛。凯恩斯在大学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什么活动都参加了”。他参加了剑桥的一个秘密学生组织--信使会，信使会的成员个个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是凯恩斯最好的朋友们。凯恩斯在剑桥还遇到了对他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老师们：哲学家摩尔、经济学家马歇尔、哲学家怀特海、哲学家罗素，等等。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除了在印度呆过短暂而无聊的几年时光，凯恩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这里是他的精神家园。

    当凯恩斯周末从财政部回到剑桥大学，他发现校园里空空荡荡的。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效力于英国军队的25岁以下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学生中，有四分之一在1914年就已经战死沙场。30岁以下的人有50万阵亡。英国失去了一代年轻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年轻人。这些精英阶层的年轻人在部队里都是低层军官，身先士卒，率先倒下：军官的阵亡率为25%，士兵的阵亡率则为17%。

    凯恩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

    “这又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周末，当我听到弗莱德的噩耗时我就曾感到恐惧，我本以为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受了，结果，它还是又来了。昨天，我听说，我们的两个本科生在前线阵亡，我认识他们，尽管不是很熟悉，但我很喜欢他们。今天我又接到路帕特的死讯。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的哀恸，我为他痛哭了一场。这真是太令人恐惧了，这场恶梦无论如何都要被制止。希望在未来，年轻的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乌云的底下。”

    年轻的凯恩斯是著名的布鲁姆斯伯利小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这个小团体最早是剑桥大学的信使会，后来他们又迷恋上了同学的两个才女妹妹，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和范奈莎·贝尔（Vanessa Bell）。这群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干脆都住到了附近，每天聚会聊天。布鲁姆斯伯利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得超过了一般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很自由而散漫的爱情关系。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同性恋，包括凯恩斯在内。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个个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号称“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

    年轻诗人布洛克就是剑桥大学信使会和布鲁姆斯伯利团体的成员。他不是这些朋友中唯一一个在一战中夭折的。凯恩斯还有一个好朋友叫Ferenc Békássy，一战刚刚爆发，他就要参加奥匈帝国的部队。凯恩斯苦苦劝阻，他一意孤行，没有办法，凯恩斯怀着矛盾的心理送走了朋友。1915年6月25日，Békássy在东线战场上阵亡。朋友们一个个走了，布鲁姆斯伯利冷清了很多。大学女生们找不到男朋友，有的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想要吸引这些有同性恋倾向的才子们。

    凯恩斯收到一个朋友从前线寄来的信。朋友在信里轻松地开玩笑问凯恩斯：“想要我从柏林给你带点什么回来啊？要不，给你带一幅铜版画？”凯恩斯收到朋友的来信，心中激动不已，他匆匆忙忙地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把剑桥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朋友。

    寄出去的信很快就被退了回来。在收件人的名字上，盖了个血红的大戳：“阵亡。”

作者注：这是我在2014年开始构思、写作的一本书的片段，本想在2015年夏天就把这本书写完，看来是没有希望了。盼望工作能尽快进入轨道，生活能渐渐放慢脚步，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写字。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