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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没有秩序

  91岁的基辛格博士忧心忡忡,摇头叹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秩序了。“阿拉伯之春”过后,中东的政治沙漠里并没有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长出民主的嫩芽,相反,鲜血浇灌出了更多的仇恨,仇恨嗜求更多的鲜血。欧洲变得更加迟钝和内向,也变得更加多疑和猜忌,欧洲大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俄罗斯向乌克兰怒目圆睁,彷佛一头狮子随时会扑上去撕开羚羊的颈动脉。东亚地区经历着政治格局的巨大调整,中国正在崛起——不,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在崛起——在这些野心勃勃的新兴国家中间,还有一个怎么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会衰弱的日本。

  在基辛格的眼里,尽管有很多种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但他最钟情的还是源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Westphalian peace)。1648年,在德国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两个偏僻小镇上,来自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瑞典和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邦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信奉新教的邦国和信封天主教的邦国互相视对方为异端,由波西米亚王位继承权之争引发了一场血腥的“三十年战争”,欧洲境内大大小小的邦国几乎都被牵扯进来。在战争最惨烈的地方所过残灭,尸骨枕籍,德意志各邦国有60%的人口死亡,波美拉尼亚有65%的人口死亡,西里西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到最后,交战各方发现谁也无法消灭对手,大家都已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为了让自己生存,就必须和敌人妥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套新的国际规则。主权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均一视同仁。这套体系被国际社会沿用至今。太平洋上的岛国,比如瑙鲁,只有一万多人,但它和所有其它国家是平起平坐的。这是一套新奇、独特而混乱的国际规则,细想自有其匪夷所思之处:治理中国的一个县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都比治理很多小国更加复杂。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其实级别只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心支行的行长,但这套临时拼凑起来的规则,在不到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大兴于世,构成了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

  其实,在礼仪性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之背后,隐藏的是一套“均势”战略。各国在判断亲疏友敌的时候,会进行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均势”战略的思想,很像是牛顿力学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当合力为零的时候,来自各个方向、各种大小的力相互抵消,物体就处于稳定平衡状态。政治是对利益的精确计算,国际政治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这就是基辛格信奉的政治现实主义。有人批评政治现实主义只重利益,没有道德,但在基辛格看来,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不轻言道德,乃是因为其追求的是更高的道德:只有懂得克制的道德才是真的道德。

  尽管我们直到今天都还在使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礼仪性的外交惯例,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成的“均势”并未保证世界永久和平。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法国国民议会认为,所有反对大革命的君主政体都是反动派,因此他们颁布法令,宣布法国将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大革命之后登台的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与启蒙运动代表为一身,他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直到拿破仑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战场兵败,才使得欧洲再度回到均势格局。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年代。但恰恰就在人们刚刚习惯了和平生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很多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过于依赖均势,结果把精明的计算变成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腐蚀和毒化了欧洲的和平。

  再放眼全球,基辛格博士谈到,各种文化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大相径庭。除了欧洲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至少还有伊斯兰的世界秩序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美国的世界秩序观。

  在穆斯林对外扩张的时期,伊斯兰教把世界分为已经皈依的“伊斯兰之家”和尚未皈依的“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就是对“征伐之地”发动“圣战”,直到统治全世界。一战之后,西方对中东的蛮横干预,比如英法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等,埋下了中东持久动荡的祸根。二战之后,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主义者成为中东国家的领袖,但这些政权逐渐腐化,引起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伊斯兰教再次占据上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断言,如果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道路走下去,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美国对中东的社会文化心理有严重的误判:穆斯林是不会承认世俗的主权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我们在中东最近看到的反而是主权国家的衰落,国家分裂为不同的部落和教派。基辛格谈到,当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就是地区政治秩序走向解体之时。中东将会步入自己的“三十年战争”,直到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主义耗尽了这一地区的元气,和解与和平才可能在废墟中站起来。

  基辛格谈到,和欧洲不同,亚洲是一个更加模糊、复杂的概念。亚洲国家的文化差异极大,印度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迥异,南亚和东亚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互相隔绝。但奇特的是,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亚洲国家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反而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坚定的支持者。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更雄辩的声明。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洲国家是西方制度的追随者,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亚洲国家仍然不能找到应得的尊重,也找不到自己的梦想。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它们对现存的世界秩序可能会更加不满。这种不满不是想要推翻世界秩序,而是想在现存的世界秩序之中得到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每个崛起的新兴国家都争着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嘈杂而易怒。

  基辛格是欧洲移民,他的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和美国的民意格格不入。美国建国以来长期持孤立主义立场,对国际事务不懂,也不关心。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第一次出场亮相的美国总统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昔日的大学教授:威尔逊总统。威尔逊对宣传美国价值观充满了牧师般的狂热,但对现实政治又表现得像大学教授一样无知。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曾经说过,威尔逊之后的美国总统,多多少少都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对国际事务仍然不懂,但却越来越关心。在美国民众看来,外部世界只是自己的价值理念的投影。民主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内部治理制度,但民主易于导致对自己的过度自信,美国的外交政策受此民意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极端的过度扩张和盲目的撤退”。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在一开始是由于无知的冲动,急于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别的国家,一旦受到挫折,又会迅速地陷入沮丧和幽怨,迫不及待地想撤回国内。从越南、伊拉克到阿富汗,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像这样的错误,美国至少重复了三次。那美国为什么还能保持世界霸主的位置呢?很简单,大国犯错误的空间更大而已。

  在政治思想上,新的并非都是更好的。正如基辛格讲到的,世界秩序必须在权力和合法性之间寻找到一种均衡。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建立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0,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生演化” (coevolution),或许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起点。

  首发于:FT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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