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基辛格博士忧心忡忡，摇头叹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秩序了。“阿拉伯之春”过后，中东的政治沙漠里并没有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长出民主的嫩芽，相反，鲜血浇灌出了更多的仇恨，仇恨嗜求更多的鲜血。欧洲变得更加迟钝和内向，也变得更加多疑和猜忌，欧洲大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俄罗斯向乌克兰怒目圆睁，彷佛一头狮子随时会扑上去撕开羚羊的颈动脉。东亚地区经历着政治格局的巨大调整，中国正在崛起——不，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在崛起——在这些野心勃勃的新兴国家中间，还有一个怎么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会衰弱的日本。

　　在基辛格的眼里，尽管有很多种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但他最钟情的还是源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Westphalian peace）。1648年，在德国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两个偏僻小镇上，来自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瑞典和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邦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信奉新教的邦国和信封天主教的邦国互相视对方为异端，由波西米亚王位继承权之争引发了一场血腥的“三十年战争”，欧洲境内大大小小的邦国几乎都被牵扯进来。在战争最惨烈的地方所过残灭，尸骨枕籍，德意志各邦国有60%的人口死亡，波美拉尼亚有65%的人口死亡，西里西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到最后，交战各方发现谁也无法消灭对手，大家都已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为了让自己生存，就必须和敌人妥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套新的国际规则。主权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均一视同仁。这套体系被国际社会沿用至今。太平洋上的岛国，比如瑙鲁，只有一万多人，但它和所有其它国家是平起平坐的。这是一套新奇、独特而混乱的国际规则，细想自有其匪夷所思之处：治理中国的一个县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都比治理很多小国更加复杂。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其实级别只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心支行的行长，但这套临时拼凑起来的规则，在不到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大兴于世，构成了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

　　其实，在礼仪性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之背后，隐藏的是一套“均势”战略。各国在判断亲疏友敌的时候，会进行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均势”战略的思想，很像是牛顿力学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当合力为零的时候，来自各个方向、各种大小的力相互抵消，物体就处于稳定平衡状态。政治是对利益的精确计算，国际政治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这就是基辛格信奉的政治现实主义。有人批评政治现实主义只重利益，没有道德，但在基辛格看来，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不轻言道德，乃是因为其追求的是更高的道德：只有懂得克制的道德才是真的道德。

　　尽管我们直到今天都还在使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礼仪性的外交惯例，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成的“均势”并未保证世界永久和平。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法国国民议会认为，所有反对大革命的君主政体都是反动派，因此他们颁布法令，宣布法国将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大革命之后登台的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与启蒙运动代表为一身，他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直到拿破仑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战场兵败，才使得欧洲再度回到均势格局。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年代。但恰恰就在人们刚刚习惯了和平生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很多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过于依赖均势，结果把精明的计算变成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腐蚀和毒化了欧洲的和平。

　　再放眼全球，基辛格博士谈到，各种文化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大相径庭。除了欧洲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至少还有伊斯兰的世界秩序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美国的世界秩序观。

　　在穆斯林对外扩张的时期，伊斯兰教把世界分为已经皈依的“伊斯兰之家”和尚未皈依的“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就是对“征伐之地”发动“圣战”，直到统治全世界。一战之后，西方对中东的蛮横干预，比如英法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等，埋下了中东持久动荡的祸根。二战之后，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主义者成为中东国家的领袖，但这些政权逐渐腐化，引起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伊斯兰教再次占据上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断言，如果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道路走下去，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美国对中东的社会文化心理有严重的误判：穆斯林是不会承认世俗的主权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我们在中东最近看到的反而是主权国家的衰落，国家分裂为不同的部落和教派。基辛格谈到，当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就是地区政治秩序走向解体之时。中东将会步入自己的“三十年战争”，直到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主义耗尽了这一地区的元气，和解与和平才可能在废墟中站起来。

　　基辛格谈到，和欧洲不同，亚洲是一个更加模糊、复杂的概念。亚洲国家的文化差异极大，印度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迥异，南亚和东亚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互相隔绝。但奇特的是，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亚洲国家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反而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坚定的支持者。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更雄辩的声明。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洲国家是西方制度的追随者，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亚洲国家仍然不能找到应得的尊重，也找不到自己的梦想。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它们对现存的世界秩序可能会更加不满。这种不满不是想要推翻世界秩序，而是想在现存的世界秩序之中得到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每个崛起的新兴国家都争着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嘈杂而易怒。

　　基辛格是欧洲移民，他的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和美国的民意格格不入。美国建国以来长期持孤立主义立场，对国际事务不懂，也不关心。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第一次出场亮相的美国总统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昔日的大学教授：威尔逊总统。威尔逊对宣传美国价值观充满了牧师般的狂热，但对现实政治又表现得像大学教授一样无知。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曾经说过，威尔逊之后的美国总统，多多少少都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对国际事务仍然不懂，但却越来越关心。在美国民众看来，外部世界只是自己的价值理念的投影。民主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内部治理制度，但民主易于导致对自己的过度自信，美国的外交政策受此民意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极端的过度扩张和盲目的撤退”。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在一开始是由于无知的冲动，急于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别的国家，一旦受到挫折，又会迅速地陷入沮丧和幽怨，迫不及待地想撤回国内。从越南、伊拉克到阿富汗，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像这样的错误，美国至少重复了三次。那美国为什么还能保持世界霸主的位置呢？很简单，大国犯错误的空间更大而已。

　　在政治思想上，新的并非都是更好的。正如基辛格讲到的，世界秩序必须在权力和合法性之间寻找到一种均衡。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建立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0，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生演化” （coevolution），或许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起点。

　　首发于：FT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