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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一家号称只有6名工作人员的维基解密网站,突然公布了多达9万多页的美军情报机密文件,涉及美军从2004年到2010年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诸多隐情。比如,其中的一些文件证据凿凿的指出,美军和北约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曾多次误杀阿富汗平民并试图掩盖真相。这一事件不禁让人联想到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文件被《纽约时报》等报刊曝光。当年,正是因为这些绝密文件的曝光,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真相,激发了本来就已经高涨的反战情绪。最终,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军。  
如今,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已经快到第九个年头了。这场战争已经超过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漫长的战争。尽管奥巴马总统许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越来越的美国人已经由失望变为绝望。据说,美国前任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部队总司令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将军曾经问美国著名记者和历史学家,《越南:一段历史》的作者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从越南战争中可以学到什么经验。卡诺说:“最有用的经验就是永远不要去那里。”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2009年也曾感叹,阿富汗不应该成为“中亚的烈士陵园”(a Central Asian Valhalla)。阿富汗战争成了美国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一旦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到阿富汗当地人民,而且关系到美国和北约组织的声誉,会对全球的反恐行动、南亚和中东的持久稳定带来深远的影响。  

2001年10月7日,9.11恐怖袭击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就匆匆发兵阿富汗,试图一举摧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但是,将近十年之后,回望历史,人们却几乎记不得了,当初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吗?早在1988年,本拉登就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组织”。西方政府认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情同兄弟,但其实它们只是“利益婚姻”。塔利班在波斯语中是学生的意思,它的大部分成员是阿富汗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武装组织,很难想象塔利班会对美国的本土安全产生直接的威胁。如果美国是想消灭基地组织,那么即使在阿富汗获得胜利,基地组织仍然可以找到其他的容身场所。基地组织可以到阿富汗,就同样可以去也门、索马里、吉布提。既然斩草不能除根,那么美国为什么一定要陷入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

首先是错误的目标,然后是错误的战略,最终导致美国再度陷入战争的泥潭。美国最初的战略是想速战速决,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样板。按照美国政府的设想,在阿富汗诞生的应该是一个强势、中央集权、西方式的政权。遗憾的是,这一战略误读了阿富汗的政治现实。阿富汗没有国家,只有不同的家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美国非要在沙滩上种树,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从阿富汗的历史传统来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始终难以出现,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和地方之间经常会有讨价还价。一般来说,随着政局趋稳,中央政府的力量就会逐渐壮大,而地方政府的势力则相对收缩。不过,一旦中央集权的力度过猛,就会引起地方的反弹,甚至激发政治动荡。20世纪20年代,阿曼诺拉(Amanullah Khan)的激进改革就带来了各地的农民起义,最终他不得不黯然下台。1978年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乌德(Mohammad Daud Khan),建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人民民主党随后发生内讧。苏联担心失去对阿富汗的控制,于1979年突然入侵阿富汗。各地的穆斯林武装揭竿而起,阿富汗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苏军对阿富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破坏了大片大片的农村地区,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苏联的入侵,彻底破坏了阿富汗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留下来巨大的权力真空,这才使得新一批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急切地想控制这个权力真空。

战争、难民和地方军阀使得阿富汗动荡不安,但在不少地区,本地的社区仍然在努力的保持社会的稳定。焦土之下,地方治理的嫩芽在顽强的生长。在很多地方,传统的部落规范普什图瓦里(Pushtunwali)依然深入人心。被称为“支尔格”(jirga)的族长会议是解决矛盾纠纷、处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机构。在接受伊斯兰教较多的地区, 人们通常通过穆斯林的传统会议“舒拉”(shura,词义为“磋商、协商”)相互协商。部落规范和宗教教义成为粘合当地人的强力胶。不遵守规范和教义的人会蒙羞受辱,从此会被社区放逐。不会有人去祝贺他儿女出生,不会有人娶她的女儿,也不会有人参加他的葬礼。 只有弄清楚当地土壤的情况,才能决定播种什么样的种子。这正是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亟需反思的地方。  

2010年《外交》杂志7-8月号上,资深的阿富汗专家Stephen Biddle及其同事一起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用什么标准衡量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是否成功。他们认为,按照当初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美国在阿富汗是无法成功的,但是,如果承认阿富汗的政治现实,退而求其次,“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

他们认为,阿富汗政局的未来可能有几种可能性:中央集权式的民主、分权的民主、地方自治、地方割据、无政府状态或是专制政权。按照他们的看法,第一种结果和最后一种结果基本上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地方割据和无政府状态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那么,能够接受的就是分权式的民主和地方自治两种可能性。

2001年以来,哈米德 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西方支持下试图建立一个集权政府。至少从纸面上来看,卡尔扎伊的政府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中央政府集中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所有的重要官员都要经总统任命。所有的财政收入支出都由中央政府决定,所有的军队警察都归中央政府支配。但这样的集权政府在阿富汗的政治土壤里是注定长不大的。为了在阿富汗赢得持久的稳定,应该采取更为分权的体制。

在分权的体制下,更容易分享权力。地方政府可以采取更加民主的方式,推选自己的官员和代表,这样更容易在错综复杂的阿富汗政治格局中赢得人心。有了较为强而有力的地方政府,也更容易对中央政府进行制衡,更容易控制官员的腐败。从冷战之后的国际经验来看,很多战乱之后的国家采取了分权式的政体,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欧洲的波斯尼亚和马其顿,中东的伊拉克和黎巴嫩,亚洲的东帝汶等。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重新回到了内战的局面,也没有出现恐怖主义的泛滥。

在阿富汗实行分权式的政体,遇到的问题可能来自于:一、分权之后塔利班可能在某些地区的影响力会更大,要是民主投票的话,保不定塔利班的得票会更多;二、分权之后政府的规模就要扩大,官员的数量就要增加,但在阿富汗,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称职的文官职员呢?三、既得利益集团会强烈反对。  

其实,就连这样的分权式政体在阿富汗都未必能建立起来。再退而求其次,可以接受地方自治的方式。这意味着美国和阿富汗中央政府必须接受2001年以来阿富汗已经四分五裂的政治现实,但试图用几根绳子将这些碎片小心的捆起来,不让整个瓶子摔得粉碎。按照这一设想,地方的豪强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治理,不一定是民主选举,也不一定有透明度,但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有三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是不能让境外的恐怖分子进来;第二条红线是地方之间不得火并,比如争夺资产或水资源;第三条红线是不得公然偷窃侵占国有资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卡尔扎伊任命的很多地方大员,其实并不是靠喀布尔的一纸任命书治理地方的,而是靠其本来在当地就有的武装和经济力量。他们不过是在表面上接受卡尔扎伊的权威。地方豪强们各立关卡,强征暴敛,或是直接侵吞国有资产,但与此同时也要维持地方治安,但这不过是让自己能更持久的敛财。在某些地区,地方豪强的统治带来了罂粟种植的泛滥,反政府力量借机壮大。即使是在阿富汗相对较为稳定的北方,地方豪强的统治也经常带来种族间的冲突爆发、犯罪事件不断。  

采取这种方式,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用泥巴糊墙,早干完早收工。但这和美国在九年前信誓旦旦要推进的民主,真是相差得太远了。腐败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了换取地方稳定,喀布尔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以财政和外援的方式贿赂地方豪强,但这可是一个个填不平的无底洞啊。而且,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壮大,难保他们不会有非凡之想,最后,可能出现的是地方将不时的试探中央的实力,而中央则要不时的敲打敲打地方,这种相互龌龉可能会演化为武装冲突。

之所以说这样苟且的地方自治也是美国所能够接受的,那只是因为其他的选择实在是不能令人接受。假如阿富汗没有办法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稳定,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分裂,或是陷入塔利班夺权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出现分裂,则最大的可能性是普什图人居多的阿富汗南部会和以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Hazara)为主的北部、西部分开。阿富汗的南部正是塔利班的根基所在。这样的结果将使得阿富汗南部成为恐怖分子的乐园。分裂的结局也会触发阿富汗内战,因为各方势力都会为争夺喀布尔混战,这样的战争很容易演变为境外势力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如果卡尔扎伊政府倒台,那么阿富汗可能会倒退到20世纪90年代,陷入无政府状态,变成另外一个索马里。到那时候,就算美国想要结束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都找不到谈判的对象。

人们常说,阿富汗是帝国的终结者。兰德公司有一份关于阿富汗的报告就叫做《帝国的坟地》。据说,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在亲征阿富汗的时候,被一名阿富汗弓箭手射伤了他的脚后跟,结果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天才33岁就夭折了。据说,成吉思汗在阿富汗也曾遭遇劲敌。或许,这些传说中有太多的夸张成分。阿富汗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怎么能够成为帝国的终结者呢?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从苏联帝国到美利坚帝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帝国的覆灭,是由于帝国内部的腐化和退化,和外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入战争的泥潭,都是美国自己犯下的错误、种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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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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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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