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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政治智慧

奶奶的政治智慧
何 帆
 

奶奶住院了。在这个寒冷的春天,她的生命如同一片秋天的树叶,渐渐的卷曲、干枯。我是奶奶拉扯大的。这些天,总是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带我的情景。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奶奶在老家,又得带娃,又得下地。早上,她用锄头挑着一副箩筐,前头放着我,后头放着午饭,再加一块石头,就到了地头。田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坡,我在土坡上跑上跑下。奶奶锄一会儿玉米,就会不放心的喊一声:“孩儿,你在哪儿呢,干啥呢?”我就回答:“奶奶,我在这儿呢,我在上山下乡呢。”

奶奶一生坎坷。在她爷爷的时候,家道中落,奶奶一家成了贫农。为了讨一个好生活,奶奶嫁到了我家。虽说我们家行医为生,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我爷爷患有小儿麻痹,是个残疾。奶奶到我家不到两年,刚生下我父亲,爷爷就不幸去世了。奶奶一心要把这个独子养大,几乎守了一辈子寡。她这一生,抗日战争、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所有的灾难,一个都没有落下。日本兵来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但是自己仍浑然不知。在极度的惊恐之中,她和叔伯兄弟们一起逃跑,半人高的土墙,一下就蹦下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爸还是个愣头青,在北京读大学,全中国的串联。兵荒马乱的,奶奶感到很不安全,就从我三爷爷那里过寄了一个姑娘,于是,我就有了个姑姑。

奶奶从来没有上过学,但她是我们家族中智商最高的。几十年前的日子,比如我妈妈是那天怀的我,我周岁之后是哪天和她一起坐火车,从我妈妈工作的广东信宜县回到河南老家,她都能清清楚楚的记得,而且既记得阳历,又记得阴历。她小时候,家里没法供女孩子上学,她每天送弟弟去学堂,然后自己站在窗户下面偷听,回家之后,她弟弟的作业,经常是她帮着做的。奶奶自己学会了读书看报。我上大学时参加了一次法学讨论会,带回来的会议论文放在阳台上,她没事通读了一遍。有一次说起找工作的事情,她把其中一份厚厚的法规选编拿出来,翻开给我解释:适用的是这一条优惠政策。年老之后,奶奶每天坐在电视机旁看新闻联播,如老僧入定,眼睛半睁半闭。有一天,我爸爸指着新闻里面刚刚出狱的纳尔逊·曼德拉,考我妈妈:“你知道他是谁?”我妈还在犹豫,奶奶在一旁说:“曼德拉”。

当初,和奶奶闲聊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经历了这么多政治运动,再遇到一次,该怎么办最好。史铁生在一篇中篇小说中曾经写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时出门,遇到一群红卫兵小将。小将们把他拦住,问:“你是保皇党还是造反派?”他随口说:“保皇党”。结果这是一群造反派,遭了一顿毒打。再往前走,又遇到一群红卫兵,还是问他是保皇党还是造反派。他赶紧改口说是造反派,结果这是一群保皇党,于是又遭一顿毒打。再往前走,又遇到一群红卫兵,还是问老问题。他马上立正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战壕里面的革命战友。”显然,这个故事的结局低估了革命小将的智商。我很好奇,像我奶奶这样的,遇到政治运动,会有什么自我保护的经验。奶奶告诉我:“当政治运动来的时候,别人叫你一起走,你就马上答应:‘好,走。’爽快的拔腿就走,然后,你慢慢的慢下来,装作系系鞋带,等到到终点的时候,你就会和大部队的人们在一起。”

我很惊异于奶奶的答案。事后琢磨了很久,发现这或许就是一个风险回避者能够采取的最优策略。冲锋在前,或是坚决不合作,这都是理想主义者或知识分子的表演,或是政治投机者的赌博。假设政治运动成功,那么你先做积极分子,再做一般群众,总是会得到一些好处的,预期收益会大于先做落后分子,再做一般群众。假设政治运动失败,那么你最后已经是一般群众,预期收益和先做落后分子,再做一般群众是一样的。

每当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长着政治屌的人们都异常的勃起。政治是政治动物们的游戏。但像我奶奶这样的百姓,却要跟着每一次政治的腥风血雨担惊受怕。他们只是一些蝼蚁,除了苟延残喘,别无他求,却往往是政治运动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我读到的政治学著作,无不摆出妙计在胸、指点江山的睿智,还会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想要出售的焦虑,可是谁曾关心过蝼蚁们该在政治斗争中如何生存下来呢?

我的一位朋友长年研究农民问题。他有一次问上访的农民:“如果你们到上头告状,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对解决你们的问题有帮助吗?”农民回答:“这要看你告的那个家伙后台硬不硬。”他又问农民:“要是那家伙的后台很硬呢,你们是不是就不告了?”农民回答:“接着告。我们会把状纸,送到每一个衙门的门口。”我的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博士朋友被弄糊涂了:“别的衙门又不管你们要告的事情,你们把状纸送到哪里有什么用呢?”农民狡黠的一笑:“总有一天,我们的状子会送到一个想整他的人的手里。”

蝼蚁自有蝼蚁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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