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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沉默地注视着年轻人。这是一块在龟山脚下裸露出来的岩石。志留纪的砂岩 ,见证过 4 亿年沧海桑田的变化。细细的纹理刻录了远古的水流,交错的裂缝好像老工人粗糙大手上留下的道道伤痕。午后的阳光照着年轻人,他还有些睡眼惺忪。他静静地望着这块岩石,就像小时候静静地望着窗外,看摩天大楼一层层慢慢地长高。岩石神态肃穆,但年轻人已经看出了它眉眼间的表情。
 
他纵身跳上岩石高处,手举喷漆罐,轻轻画出两只飞鸟。退回地面,他审视一下刚完成的部分,拿起另一只喷漆罐,又跳上岩石。整个下午,这个年轻人就像一只山羊,跳上跳下。到傍晚时分,岩石上出现了一幅新的涂鸦作品:一道扭曲的彩虹在岩石的裂缝间挣扎,绿色的植物疯狂生长。
 
天色转暗。军运会的灯光秀亮起来了。灯光变幻,打在年轻人的涂鸦作品上,一会儿像在水下,一会儿像在田野,一会儿像在舞池。在龟山北路对面的墙壁上涂鸦的小伙伴们围拢过来,齐声赞叹。
 
这位年轻人叫黄睿,武汉涂鸦圈子里的高手。这是他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在武汉完成的最后一幅作品。
 
武汉是一座见怪不怪的城市。很多事情,对这里的人来说非常平常,但别的地方的人却觉得难以置信。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活跃着一群像黄睿一样的涂鸦爱好者。他们身份各异:最早在武汉涂鸦的 JER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科班出身,而黄睿高三就退学了。黄睿在北京、广州涂鸦的时候,都曾遇到路人上前质疑,甚至报警,招来警察干涉。武汉不一样。武汉最早的涂鸦出现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的棋盘街。年轻人涂鸦,政府派人把墙刷白。涂鸦越来越多,刷不过来。黄睿告诉我,后来政府换了思路,索性钉了一块牌子:政府指定涂鸦场地。有一次,黄睿在武汉青山区涂鸦,走过来四名城管,他跑也跑不掉,慌得不行。带头的那个城管把证件一亮,说:“我们就是管这条街的,你刷墙的时候刷整齐一些,这样比较好看。”其他城市的市民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停下来看涂鸦的。武汉的市民却会饶有兴致地过来围观。黄睿有段时间经常去棋盘街涂鸦,总能遇见一条名叫灰灰的博美犬。博美犬的主人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小狗过来看涂鸦,老太太也陪着看。看了一会儿,老太太说:“小伙子,别这么辛苦啦,看你都出汗了,歇歇吧。”
武汉是个大熔炉。这座城市的包容度或许逊于深圳,但并不输北京和上海。这里是九省通衢,南来北往的人们络绎不绝。1835 年,天主教传教士安若望(M. Baldus)来到武昌,他在描写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时说:“这个城市的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这里的船只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清朝年间,有 48 个政府衙门设在武昌,其中最大的是湖广总督府。100多名官员,统治着大约 5500 万名百姓。道光年间,旅居汉口打扣巷的浙江文人叶调元写道:“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老汉口人还能记得,沿着原来的京汉铁路,也就是现在的京汉大道,分为铁路内和铁路外。铁路内沿江的狭长地带多为租界,一溜儿气势轩昂的洋房,铁路外则是从黄陂、孝感等地涌入的贫民,窝棚挨着窝棚。老汉阳人也能记得,1953 年为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成立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也就是俗称的“大桥局”)。大桥局自成一个小社会,修桥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口音独特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被汉阳人称为“铁话”。
 
武汉天然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这里四面山水合拢,鄂西北的流民、江汉平原的圩垸民、鄂东北寨民群集环伺,武汉人天性中流淌着聚拢敢斗、不服敢拼的血性。1911 年辛亥革命,原本约定湘鄂两地同时起义,最终却是武昌新军打响了第一枪。1938年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飞机多次在武汉上空交战。武汉人不顾安危,挤上屋顶,看见日军的飞机被击落,就欢呼喝彩。1967 年,我父母“串联”来到武汉,目睹了“百万雄师”的卡车队伍在街上穿过,工人们戴着藤条帽,手拿棍棒和钢钎。1998 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数十万官兵和群众连续 80 多天在江堤巡守,搬运物料、堆积土袋、打桩围堤。
 
汉口江滩三阳门内的观江亲水平台上,立着一座高度超过5 米的水位标尺雕塑,锃亮的钢管上雕刻着武汉经历的几次最大汛期的水位:1954 年 8 月 18 日,29.73 米;1998 年 8 月 20日,29.43 米;1931 年 8 月 19 日,28.28 米。冬季进入枯水期之后,长江水位下降。2019 年 12 月 3 日的最低水位为 13.60 米,为2007 年以来同期水位的最低值。鹦鹉洲长江大桥下面,江面中心露出了细长的石头路面。天兴洲沙滩几乎和岸边连成一体,武汉市民开着越野车来兜风,也有支起帐篷、摆起烧烤的。半年之后,进入 2020 年 7 月,武汉迎来了三次洪峰。7 月 13 日武汉关水位达 28.77 米,持续超过警戒水位,居历史第四位。位于长江、汉江交汇处的汉口龙王庙,被两江上涨洪水冲淹。武汉三镇的江滩公园由于过水行洪,被江水漫过,建成之后首次因汛情关闭。白沙洲没入江中,只露出一簇簇树梢。江中树如荠。东湖、野芷湖、南湖水位持续走高。大量白鲢从水中跃出。湖边有大批钓友雨中垂钓。
 
武汉这座沿江而建的城市,也和长江的水位一样,经历着历史的浮沉。武汉曾是中国工业化的发源地之一,号称“东方芝加哥”,力压群雄。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展最为顺利的时候,也是武汉衰落最快的时候。到了最近十年,全球化进程放缓受挫,武汉的发展反而日新月异。武汉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个通地铁的城市,2012 年之后每年至少开通一条地铁线。截至 2019 年杨泗港长江大桥建成,武汉市内一共有 10 座跨长江大桥。
 
喧嚣璀璨的都市生活已经成了常态。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整座城市,既狂热又心不在焉。
 
凌晨 4 点,60 岁的明平清带着老伴和二姑娘明荣,来到自家开在武昌水陆街的早餐店:明氏糊汤粉馆。小店门面不大,楼下楼上,仅能放得下七八张桌子。柜台紧挨着楼梯,侧身才能挤进柜台里间。热干面和鲜鱼糊汤粉是店里的“二绝”,这是武汉人过早最喜欢的两个品种。明平清做热干面和糊汤粉已经有 41 个年头了。41 年里,哪怕过年过节、刮风下雨,没有一天关过店。每天一到店里就开始忙活:烧水、掸面、切葱、泡面、熬糊。每个武汉人都认为,最正宗的热干面是开在自己家门口的那家。水陆街地处武昌老城区,藏得比较深,光顾明氏糊汤粉馆的都是附近的住户。护士江楠租的房子在彭刘杨街,距离水陆街只有 1.5 公里。7 点钟,江楠匆忙出门,坐上 413 路公交车,赶往医院。传说中武汉的公交车司机开起车来飞快,那已经是前朝往事了。过去,武汉的公交车跑得远,有的线路是私人承包,司机着急拉活,就开得快。现在,横跨武汉三镇的公交线路寥寥无几了:710 路公交车从常码头开往武珞路阅马场,706 路公交车从中环商贸城到武昌火车站东广场,402 路公交车从武昌火车站到鲁磨路磨山站……马路上有测速,限速 50 公里,甚至限速 20 公里,司机都不敢超速。8 点半,三儿戴着头盔,骑着一辆黑色的贝纳利幼狮500 复古攀爬机车,从汉口的家里出发,穿过晴川桥,到汉阳一家西餐厅上班。这家西餐厅叫“Panofusion 域”,在大众点评里是汉阳西餐评价榜上的第一名。生于 1999 年的三儿是那里的一名厨师。三儿的后背能感受到太阳的暖意,黑色的车漆在阳光下闪耀着褐色的光芒。机车车头上挂着一个戴红色头盔的小黄鸭,小鸭子会亮灯。10 点多,长江救援队队长张建民结束了早上的巡查,回到位于武昌江滩的办公室。他掏出一包蓝楼(黄鹤楼软蓝的俗称),点上一根,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办公室里外两间房,柜子里堆满了救生衣、救生圈,桌子上整整齐齐码着十几个警用大喇叭。外屋的墙上挂满了锦旗,里屋的墙上贴着一张地图,地图上贴红色标记的地方就是长江救援队的下水点。长江和汉江在龙王庙汇流,这里江水格外湍急。武汉长江大桥桥墩下会形成逆流,落水后人反而会被冲到上游,外地人也容易在此溺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是由武汉冬泳队的队员们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成立十年来,他们已经救了 700 余人。5 队长张建民曾经和队友一同救过一对不慎落水的父子。那个儿子长得太胖,紧紧地箍着张建民的脖子,几乎拉他沉到江底。好不容易游到岸边,张建民坐在江堤大口大口地喘气,那对父子一句话没说,头也没回,走掉了。
12 点,江汉关大楼上的钟声突然响起,停泊在武汉关码头的渡轮缓缓启航。大约 15 分钟后,渡轮到达长江对面的中华路 1号码头。船刚刚停稳,闸门一开,一大群电动车、摩托车蜂拥而出。车流的后面,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骑着他的童车。下午 2 点,汉阳区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们陆续从午睡中醒来,开始下午的自由活动,有的老人练毛笔字,有的做手工,有的弹钢琴,有的打台球。有一个楼层住的都是特困老人。一位体型粗胖的盲眼老人坐在椅子上发呆,忽然有人摸了摸他的头。他心头一愠,但转瞬就释然地笑了。养老院的老人生活区是禁止抽烟的,这人身上带着烟味,那只可能是从办公区过来看望老人的退伍军人院长。下午4 点,出租车司机张少云来到幼儿园门口,她的小女儿依依刚刚放学。张少云是位单亲妈妈,依依 6 个月就开始跟着她出车,副驾驶座是依依的专座,一坐就是 5 年。如今,依依上幼儿园了,她常会抱怨,坐车坐得肚子疼。有一天,依依从幼儿园回来,郑重地跟妈妈说:“我决定了。”妈妈问:“你决定啥了?”依依说:“我决定了,长大当一名医生。”傍晚 6 点,武汉东湖绿道上有人跑步,有人骑车。从湖光序曲出发,走湖中道,经九女墩,跑到磨山,大约是 7 公里,继续沿湖山道绕湖跑一圈,恰好够一个半程马拉松。这一路会经过武汉大学凌波门,武汉年轻人最早“跳东湖”的地方。武汉的老年人喜欢横渡长江,年轻人喜欢跳东湖。一群玩自行车越野的年轻人在湖边栈道上竖起抛台,然后以各种酷炫的姿势骑着车,跃入湖中。到了晚上 7 点,天色暗了,住在低矮平房里面的居民端着饭碗出来,一边散步,一边吃饭,一边和街坊聊天。街道边开着各种各样的店铺,花圈店的旁边卖的是成人用品,隔壁是烧烤店和牛杂牛筋萝卜汤。生死看淡,悲喜一念。在武汉的角落里,还能找到废弃的工厂、铁路,甚至火车头。晚上 8 点,楚河汉街最是热闹。楚河全长 2.2 公里,连接了武昌主城区的两大湖泊——东湖和沙湖。汉街沿楚河南岸而建,全长1.5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商业步行街。一水儿的高档餐厅,主打菜却是小龙虾、火锅、烧烤。武汉本地人会去江汉区的万松园横路打卡,这里的特色菜更多:巴厘龙虾、靓靓蒸虾、夏氏砂锅、霄汉羊排、杜婆鸡、今楚汤包、泡蛋苕粉、金焱牛肉面、潘驼背腰花面……大学生谭忠恒和同学们经常去吃夜宵的地方是洪山区虎泉大街,这里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美食堕落街,烧烤、奶茶、啤酒。晚上 10 点,吃完夜宵,一群朋友去 KTV 唱歌,谭忠恒最喜欢点的是老歌:张学友的《慢慢》,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闹嚷的快乐,无名的伤感,落寞的宿醉,挥霍的青春。晚上 12 点,医院急诊科依然灯火通明,做保洁的刘阿姨有点支持不住了。她已经工作了 2 个小时,还要支撑 6 个小时。下半夜如果没有紧急情况,刘阿姨或许能小眯一会儿。比起别的科室,急诊科的保洁工作更重更累,比如要清理清创车上的血迹,经常是满地血淋淋。凌晨 2 点,武汉的街头终于复归沉寂,空旷的大街上,一辆白色的洒水车我行我素地慢慢驶过,朝路面洒水。洒水车在武汉是一种谜一样的存在:早上有洒水车,晚上有洒水车,早、晚高峰时间也有洒水车;晴天洒水车出来,阴天洒水车出来,下雨天洒水车也出来。你下你的雨,我洒我的水。
这所有的一切,生活中的每一种色彩、每一种味道,好像都会一直如此,直到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改变。
 
本文节选自何帆著作《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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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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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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