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1968年初,77岁的老人戴高乐感到有些落寞。他说:“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情要对付,也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我反而觉得没劲”。
戴高乐话音刚落,法国就出现了“红五月”。1968年5月,法国的大学生们纷纷罢课,大学集中的拉丁区筑起了几十处街垒,警察和学生间出现流血冲突。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工人开始罢工,从最开始的几万人、到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法国几乎瘫痪。戴高乐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的国际声誉达到巅峰、政权极其稳定、经济一片繁荣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场动荡。一向坚强不屈的戴高乐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他说:“这是一股激流,我无力掌控它。激流不可能握在人的手中,我无能为力了。”1969年4月,戴高乐宣布辞去总统职位。失去权力的政治家容易迅速衰老。1970年11月,离他的八十周岁还差两周,戴高乐溘然去世。
 
 
尼克松说,戴高乐是法兰西的解释人、保护人和先知先觉者。戴高乐是20世纪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最令人着迷的是,他本人的性格和法兰西的性格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法国是一个积弱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被敌军占领,几乎灭国。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努力想维持帝国的荣光,先在越南打了一仗,失败了,丢了印度支那半岛,后来又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仗,再次失败,丢了阿尔及利亚。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英、俄、中都是打出来的,只有法国是后来被邀请进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出了一位最傲慢自负的领袖。美国人发牢骚,说想不明白一个伸手乞讨的家伙为什么还摆得出来这么大的架子。
 
一个民族选择她的领袖,犹如少女挑选自己的情郎。往往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女孩,会去找最粗犷豪迈的男子汉。法国人拥护戴高乐,是因为戴高乐能给他们缺失的东西:秩序和繁荣。戴高乐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成功的避免了一场内战。战后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44年法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939年的一半,到1949年已超过战前水平,1955年比战前高峰时期高1/3。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自战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重建,而且来自新兴的现代工业。汽车、电视、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纷纷涌入寻常百姓家。到6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法国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几乎普通家庭也拥有电视。有史以来第一次,舒适和安逸成了大多数欧洲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王尔德说过,世间有两种事情最痛苦,一种是求之不得,一种是求而得之。法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开始感到厌倦和不满。新一代人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945到1952年间出生率激增,出生在这一代的人们没有经历过饥饿、贫困和战争,但他们却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化。
 
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水桶能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一旦这种力量消失,随时会出现背道而驰的力量。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塞尔旺-施赖伯说:“戴高乐来自另一个时代,是上一代人”。和平年代的法国,了无生趣、死气沉沉,政治的鸿沟宽广幽深。一边是魁梧高大、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一边是懵懵懂懂、渴望自由的年轻人。
 
马克·科兰斯基在《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一书中说:“在化学中,有些非常稳定的元素如果和其他表面上不活跃的元素结合起来,会突然产生爆炸。”这就是法国的情况:沉默无聊的社会、阴郁衰老的领袖、不满现状的年轻人、渐渐令人厌烦的消费主义,再加上无聊本身,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革命。
 
导火索是在巴黎郊区的南泰尔大学。这是一所刚刚建校四年的新学校。法国在二战之后想努力推广大学教育,大学生的人数剧增。10年之内,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1倍多,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由于市中心的校园人满为患,就在西郊的南泰尔市建了一所新的大学。南泰尔大学的周围是一片简陋的工棚,住着来自北非和葡萄牙的移民。一道围墙,圈起来一万多名骚动不安的学生。这里不像巴黎的拉丁区,没有咖啡厅,也没有剧院,唯一的活动场所就是宿舍,男生和女生还不许串门。但到了晚上,常会有女生从门房的柜台下面偷偷溜进男生宿舍。1967年3月,一群学生占领了女生楼,还叫来了记者,抗议学校禁止男生进入女生楼的规定。
 
1968年1月,南泰尔大学的游泳池落成,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应邀参加剪彩仪式。一位红头发的犹太学生科恩-本迪克凑过去,跟部长先生借了个火,点着一根香烟,漫不经心的问部长:“我读过您的青年白皮书,为什么里面根本就没有谈到性的问题?”部长大人不屑的说:“要是你有这方面的问题,跳到游泳池里就能找到发泄。”科恩-本迪克马上高声叫道:“听,希特勒青年团也会像你这样说的”。
 
南泰尔大学的学潮如干柴烈火,燃烧起来。1968年5月初,法国政府决定关闭南泰尔大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当偏僻的南泰尔大学关闭之后,这群郊区的学生马上把阵地转移到了热闹的巴黎大学。极左派的学生要在巴黎大学举行聚会。校方担心极右派的学生会捣乱,因此请警察到校园里维持秩序。这又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你可以设想,当一群群情激昂的学生,突然看到进来了一批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之后的反应,就像公牛看到了红布,他们更加亢奋、暴躁。
 
警察带走了一批闹事的学生,学生就冲到了街上。当时,巴黎有很多街道还是鹅卵石铺路。学生们马上发现,可以在街道上修筑街垒,和警察对抗。修筑街堡,创造了一种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气氛,尤其是在男孩和女孩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而单纯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市民也被吸引起来,巴黎沸腾了。街道变成了狂欢的剧场。就像在马戏团看小丑的表演一样,越是胡言乱语,越是能得到听众的喝彩。到处都是狂热的人们,到处都是标语、海报、传单和宣传小册子。有一张海报上画的是戴高乐的阴影捂住了一个年轻人的嘴,配的文字是:年轻人,闭嘴!
 
如果要让年轻人敞开来发言,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呢?有一个标语写到:“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另一个标语写到:“操**的母校”。写在圣西尔学院墙上的一句话或许最能代表许多人的感受:“我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本来是因为社会太乖了,就干脆和他开个玩笑,但这场运动慢慢就变得越来越暴力。学生到处发传单,教大家怎么做燃烧弹。警察们天天站在那里,忍受着学生的嘲弄和辱骂,以及铺天盖地而来的投掷物,也逐渐失去了耐心。一旦跨过了临界点,狂欢就变成了暴力。5月24日,学生、市民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位作家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圣日耳曼大街的街垒燃起来熊熊大火。巨大的瓦斯云在圣米歇尔大道散开。在大道的高处,一团催泪弹像火球一样落下来。大火升上了天空。”汽车被烧毁,股票交易所被点燃,很多商店遭到抢劫。
 
当巴黎城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戴高乐反而跑到罗马尼亚访问。政治家们只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处理学生问题显然不是戴高乐的专长。在戴高乐总统出访期间,蓬皮杜总理主持政务。他立刻同意满足学生们的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危机并没有因此立即消散,但蓬皮杜清醒的知道,在这样的关头,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政府摆脱一种冷漠、强硬的坏名声,迅速的扭转公共舆论的导向,然后再伺机化解矛盾。
 
即使在蓬皮杜做出了巨大让步之后,危机还在继续恶化。工人开始罢工。从南方飞机制造厂到雷诺汽车公司,各地的工人罢工层出不穷。5月中旬,爆发了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会的参与将学潮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蓬皮杜隔岸观火,对背后的形势看得真切。他说,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的策略就是“登上开动的火车,再把老司机赶走”。
 
那个果断勇毅、雷厉风行的戴高乐突然不见了。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不在于他不理解学生。的确,一个77岁的老人,怎么可能理解青年学生呢?问题在于,一个崭新的时代要开始了,但新的时代,正是要靠抛弃原来的权威和领袖才能降生。
 
戴高乐看起来疲惫不堪、说话也闪烁其词,但最后,“伟大的夏尔”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提议举行全民公投,让整个法国决定,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一开始,大家以为这不过是老政治家的幻想。尤其是,各地的风潮仍不断发生,不要说公投了,就连印刷公投的选票和宣传小册子都做不到。但到6月之后,骚乱已经渐渐平息。6月24日的公投中,戴高乐主义者赢得了43%的选票,在一周之后的第二轮投票中,他们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戴高乐的冒险又一次押对了宝。
 
法国历来有革命的传统,但1968年的五月风暴并不是一场革命。它没有纲领,也没有组织。在大学生运动中,各种派别林立,互相都不服气。极左势力中有毛派,但毛派中又有派别。法国大学生心目中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一些从未服过兵役的毛派大学生开始认真学习毛选,做笔记、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甚至制定了游击战策略,先占领地铁,再建立大后方。但巴黎大学的学生标语中也有一条提到:“毛主席教导我们,性是好的,但不要过度”。除了毛派,还有托派,以及法兰西解放运动的绝对自由派和纯粹发泄的“欲望派”。学生和工人之间也没有紧密的联盟。大学生们到工厂里面动员大家,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但工人最听得进去的是不要工作了,及时行乐吧。少数和大学生走得近的工人,最后融入了左派知识分子的队伍,成了记者、作家,但更多的工人事后发现上当了。当罢工结束之后,他们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1968年的法国,就像一个在高速路上开车的司机,他突然连转向灯都不打,猛的向右开去。就在你以为他可能是要拐到出口,开上另外一条路时,他又突然踩了一脚刹车,猛的朝左掰出来,若无其事的继续朝前开了。在最繁荣和平的时候,法国突然爆发了“五月风暴”。就在法国这样一个革命一定要革到底的国家,“五月风暴”却忽然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1979年,法国作家让·福哈斯蒂耶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辉煌:看不见的革命(1946-1975)》。在战后三十年的岁月中,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是寒风中的一个冷战。
 
有时候我想,历史中的一些片段,根本就不是让我们分析和解释的,而是让我们感慨的。
话题:



0

推荐

何帆

何帆

738篇文章 27天前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