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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经济学家的手

有没有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有一次跟手下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手下迷惑不解。杜鲁门抱怨:“我的所有经济顾问都爱说‘一方面(on the one hand),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他们就不能明确地给我一个答案?”想要明确的答案?那是真的没有。经济学家不仅有两只手,而且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只手。
 
最有名的莫过于“看不见的手”。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在某些情况下,追求自利的人们会形成互利的社会秩序。注意,这里说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饶是如此,这仍然能算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社会理论了。“看不见的手”就像重力一样,它无处不在,但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你为什么不担心明天早上起床之后,卖早点的不再为你提供早点了,做清洁的不再打扫卫生了,办报纸的突然撂挑不干了?“看不见的手”帮你把这一切打点得井然有序。
 
离开了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合作,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就拿生产铅笔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来说吧。你能自己生产出一支铅笔来吗?你得先砍树,但没有铁匠,谁给你提供斧头呢?你还得开采石墨,把石墨做成笔芯,把木头削成笔杆,还得找胶水粘合,你一个人做得了这么多的事情吗?
 
看得见的手
 
有“看不见的手”,就会有人出来较真,说有“看得见的手”。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的一本书就叫《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钱德勒教授出身豪门,他母亲那一边的祖上是标准普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一身戎装上战场,打完仗之后又回到哈佛读博士。博士论文该写啥好呢?他灵机一动,跑到家里,找到老祖宗关于铁路行业的资料,攒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1977年,他出版了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啥是“看得见的手”呢?按照钱德勒的说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不再是零星散乱的小企业,而是出现了一批大企业。当企业规模变大之后,就需要一批职业经理人采取专业化的管理方法,他们就是“看得见的手”。钱德勒用了大量的资料描述大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崛起,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企业史著作。但是,职业经理人就是“看得见的手”?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藏得很深,让我们找都找不到,那么,职业经理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柳传志也好,马云也好,会让我们知道他们天天都在干啥?
 
支援的手
 
有的经济学家把政府的作用称为“支援的手”,即政府会对市场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公允地讲,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良好的规则,而政府有义务维护竞争规则。比如,政府需要保护产权、裁决交易中的纠纷、防止欺行霸市,等等。
 
但有的经济学家更为积极乐观,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加速市场经济的发育。比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储蓄率太低,导致投资率也太低。没有投资,哪儿来的经济增长啊。所以,政府可以有意地提高投资率(或者说,政府可以有意地强制大家储蓄),实现经济赶超。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政府可以找到一些关键的产业,大力扶植,帮助企业扩展市场(比如政府先下订单,或是用高关税阻止国外竞争对手进场)、增加研发(比如政府出钱帮助研发),后来居上。这些关键的行业发展起来之后,又会带动更多的相关行业发展。
 
听起来很好,但实践中却经常不如人意。不可否认,苏联实行计划体制的时候,经济增长一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当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理由是计划体制不可能带来科技进步。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感到自己正处于劣势,紧张得不得了。遗憾的是,到了计划体制晚期,弊端就逐渐暴露,效率越来越低,人心越来越冷。
 
据说,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是日本和韩国,但到底产业政策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楚。能够比较有把握的倒是,即使产业政策曾经成功了一次两次,但不可能次次都成功。越是到了技术前沿,技术演进的分岔就越多。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派出很多支小分队各自探路,而不是让政府指挥着大部队,盲人骑瞎马一样地朝前冲。
 
掠夺之手
 
政府还可能会做得更糟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讲到,政府经常会阻碍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会引起涟漪效应,一波一波地破坏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转。
 
首先,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误地配置,企业家不是把心思花在研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上,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和政府官员勾结。其次,当这种“寻租活动”蔚然成风,一个社会中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就会想,与其做企业、搞科研,还不如去当贪官呢。
 
施莱弗对政府的抨击不可谓不义正辞严。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解体之后,施莱弗被俄罗斯政府聘为顾问,设计私有化计划,他居然自己搞了个公司,在俄罗斯大捞一把。这一丑闻被曝光之后,美国联邦法院裁定施莱弗违反了《反欺诈法案》,连累哈佛大学也被迫赔偿2650万美元。原来经济学家一不小心,也会露出“掠夺之手”。
 
政府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是著名经济学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中所说的,传统教科书上的政府,是全知、全能、仁慈的政府,但政府其实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全知,是指政府知道一切经济主体的所有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方法不先进,也是因为很多信息是在特定的情景下产生的,这些信息难以觉察,且又瞬息即变。这就是哈耶克强烈反对计划体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能,是指政府可以如其所愿地实现政策目标。但政府想干的事情很多,能够调动的资源却总是有限的。有些事情看似很好,但预算从哪里出?谁来具体操办?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此外,政府追求的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想要GDP增长率,就可能会破坏青山绿水;想要减少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政府不得不在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难免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仁慈,是指政府没有私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施莱弗认为,官员都有私利,会腐败变质。我们姑且不像他这样愤世嫉俗,就算我们假设官员们个个廉洁守法,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铁道部会觉得修高铁比什么都重要,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体委会觉得奥运会拿金牌、为国争光最重要,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会觉得,要是纵容大家用GDP、VCD、Wi-Fi这些外来语,简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腐败的危害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这些毛病,大家可能最后都见怪不怪了。
 
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不过,话又说回来,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信息不对称告诉我们,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会知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所谓“逆向选择”,是次货会冒充正品。如果一个二手车商人向你热心地推销一辆汽车,你该不该相信他呢?如果你是二手车商人,你会不会想方设法把问题最多、最不好脱手的车子先推销出去呢?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事先的承诺到了事后不再兑现。上这个当的人太多了。怎么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人就变了个样呢?正式上班之后的表现和实习阶段的表现,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市场也不是全能的。有很多市场是空缺的。比如,一个人在读大学阶段,并没有收入,但却需要交学费。按说,大学生可以在这个时候贷款,毕业之后拿自己的收入偿还,但大学生哪里有什么抵押和担保,他们如何才能贷到款?小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球气候异常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总得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吧。但哪里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一代进行交易?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也是一个经济学里“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市场更不是仁慈的。市场不负责温情和关怀,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一颗仁爱的心灵。哪怕一人独占全球的财富,其他人都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市场经济操心的事情。市场经济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它只是冷冰冰地计算,它只知道追求效率,甚至不会考虑到,这种短视而极端的行为是否会葬送它自己。
 
离开了政府,市场经济的扩展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有了政府,政府就会闲不住,总想干预市场经济。有时候,这种干预会有效;有时候,这种干预没有效果,但也不会带来致命的副作用;极端情况下,政府的蛮干可能会让市场经济一蹶不振。政府和市场经济是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彼此相生相克,谁也离不开谁。但总有些学者,一定要辩出个孰是孰非。
 
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说,如果你看到有两批人马,围绕着一个问题长期争执不下,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十有八九,他们争论的是个伪命题,或是他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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