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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失效了吗?

——“后发优势论”与“中等收入陷阱”再反思
 
我借“后发优势”和“中等收入陷阱”谈一谈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情况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
 
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后发优势,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后发优势指的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所以等到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模仿别人已经拥有的技术,这样就减少了自己做研发的成本。   
 
在过去,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是模仿别人的能力却是非常强的,尤其我们在过去发展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更好模仿,因为制造业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反向工程,其实就是你把东西拆了,拆了之后重新组装。这样多拆几回再重新组装,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产品设计的思路和制作的流程了,所以你就能够再复制出来一个产品,这是我们过去拥有的后发优势。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后发优势消失得越来越快。首先,我们已经基本上赶到技术前沿了,剩下来的核心技术是很难去模仿的。另外,产业结构在发生转变,我们越来越多地发展服务业。服务业里面有很多技术是没有办法用反向工程来学习的。比如说中国的银行效率比较差,可能你觉得美国的花旗银行会更好,但你不可能把花旗银行买过来拆了重新组装变成农业银行,所以有很多隐含的知识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反向工程来学习。  
 
我想提醒一下,我们谈到后发优势的时候往往忘了另外一个方面,后发优势还体现在制度上的学习。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了吗?中国很多出口的产品如果卖到国内,价格比卖在美国市场上还要贵,很多人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在中国卖,为什么非要拿到美国卖呢?这是因为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出口的产品和相关公司能够享受到美国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很多优势,其中就包括制度上的优势。即便你不熟悉美国的市场,沃尔玛会给你一个订单,UPS可以帮你运货。即便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融资,美国有很多金融机构可以帮你来做。哪怕你有了经济纠纷,美国也有一套相对来说比较成形的法律体系。但是如果企业想进入国内的市场,可是国内没有沃尔玛,国内没有非常好的金融机构,国内没有非常好的法治体系。所以有时候你认为国内市场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可是你没有办法进入其中,原因就是你必须要重新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制度。   
 
世界经济发展到现在,全球化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退潮。在2008年之前,美国是欢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美国认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就会变得和它越来越像。但是现在来看,两国其实越来越不像,越来越没有妥协的可能性,所以美国现在战略界基本上有了一个共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这意味着可能以后中国更难利用这种制度上的后发优势。    
 
第二个概念是中等收入陷阱。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世界银行曾经定义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概念,不同的时期对此有着不同的定义,比如说早期我们按照1987年的定义,后来又进行了更新。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等收入这个范围之内,一个国家从刚刚脱贫进入到中等收入,再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大概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12.5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人均收入提高12.5倍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中等收入本身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现在我们为什么对中等收入非常关心呢?其实这个概念在提醒我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时期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说会遇到老龄化的挑战,会遇到阶层分化的挑战,会遇到环境污染的挑战,这些挑战跟过去我们遇到的单一维度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令中国人揪心的事情,因为万一过不去,我们可能就陷在这里面了。
 
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从经济方面来讲,我对中国还是蛮乐观的。我们看未来的中国经济,大概要注意两个关键时间段,一个是未来两年,一个是未来二十年。从现在到二十大之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年份叫做2020年,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和政府在十六大到十九大中反复讲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在那里了,你不得不去完成。
 
其实在每一次开大会的时候,我们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都改了,一次一次的在加码。到十六大的时候即2020年,我们GDP的规模要比2000年翻两番。到十七大的时候,我们加上了人均的收入,到2020年要翻两番。在胡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到了开十八大的时候,这个任务基本上快要完成了,剩下来还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到最后你不能什么都不干,所以我们又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我们在十八大的时候把这个目标改为到2020年,我们GDP的规模和城乡人均收入都要比2010年翻一番。由于中国的基数比原来更大,所以这个任务完成起来更难了。
 
为什么党和政府在十八大的时候提出来这个目标呢?因为当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往下掉了,从8%掉到7%,再到现在的6.5%左右。这意味着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能够维持年均6.5%的目标,那么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虽然难度也不是很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从现在到2020年,其实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也不会出现一些媒体猜测的:回到之前的发展模式。   
 
但坏消息也是,从现在到2020年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你指望在2020年之前能出现一些非常激进的改革?至少我是没有看到这种趋势。如果过了2020年呢?我们大概还要看未来的20年,我在最近几年读的经济学著作里面,有一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是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戈登教授写过的一本书,叫做《美国成长的兴衰》,这本书里面讲到1870年到197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再细分来说,1920年到1970年这些年比90年代美国出现新经济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更快。大家想一想,从1920年到1970年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1929年美国出现股灾,三十年代美国是大萧条时期,到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美国被拖进了世界大战中,一直等到后来里根上台之后才出现所谓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从1920年到197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这么多的变化,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最快,为什么呢?重要的是背后推动的力量,这些力量我称之为一旦打开就没有办法合上的趋势。美国从1920年到1970年构造了现代社会,所以它的变革是一环紧扣一环的。
 
首先有了爱迪生,他发明了电灯,有了电灯之后,电就进入了家家户户,如果家家户户都连上了电灯之后,就可以插上电冰箱和洗衣机,这样妇女的家庭劳动时间就会大幅度下降,妇女开始大规模的进入劳动岗位,这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有了电,就出现了电梯,就可以造摩天大楼,城市密集化的程度开始提高,所以城市的公共设施开始改善。出现了分开的积水和排水工程。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有排水的管道,但并不是家家户户都可以用得上,只有等到出现了真正的城市化之后才有了分开的积水和排水的管道。这种公共卫生的改善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这是除了抗生素之外导致我们人均寿命大幅度提升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有了汽车,有了汽车就有了更多的公路,然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交通模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并且一旦启动之后,这个过程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在整个三十年代,即便美国经济一直处在衰退时期,可是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始终没有停止。
 
所以为什么我对中国的经济有信心呢?因为中国现在有一些大的趋势是没有办法停止下来的。中国的工业化走到现在,不管政府鼓励还是不鼓励,不管政府有没有产业政策,工业的升级换代仍然会继续推进下去。城市化走到现在,尽管有一些政策上的倒退,但整个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尽管大城市中大量人口流失,但是很多城市开始用为应届大学生提供户口等方式吸引人才,这样的变化无非是城市格局的变化。我们的创新到现在为止,尽管不能再依靠后发优势,但是我们的创新也是很难停止的,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所以出现了很多市场引致的技术创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其实高铁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并不出现在中国,是德国、日本想出来的。为什么最后中国造高铁造的这么好呢?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最大,只有在这里高铁技术才能够商业化、市场化。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去推断,很多行业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全球治理空气雾霾最先进的技术一定是在中国,无论技术的突破是在哪里实现的,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最大的市场。   
 
我们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很多技术创新,因为别的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挑战。另外,最近还有一个优势,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廉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把博士的工资压的比保姆的工资还低,这是我们一个潜在的优势。所以我们会看到包括华为、华大基因在内的企业其实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创新企业。所以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创新不可能出现逆转,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不是非常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个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这不是在讲风口与潮流,而是在讲洋流。尽管看不到具体的趋势,但是随之而来的力量会非常巨大,这股力量会裹胁着中国经济继续往前走。  
 
讲完乐观的经济方面,我还不得不讲未来我们真正的风险可能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我们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五个风险:  
 
第一,现在官员的能力出现了缺陷。官员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个很像8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发展的目标突然从阶级斗争改为经济建设,官员变得手足无措。原来他们只会抓阶级斗争,突然让他们搞经济建设,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我们的官员只擅长搞经济建设,现在告诉他们政策变了,你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他们没有与之相关的经验和措施,所以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用意很好,但最后却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第二,社会组织缺位。中国什么时候才有民主?民主的实践真的一时半会来不了,大众也不知道如何实行。民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现在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让大家对公共事务从零开始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状况以后是很麻烦的,社会组织缺位就需要政府直接面对广大的社会,而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潜在风险。  
 
第三,社会阶层的固化。我们会看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的矛盾不断积累,随着上一代中国人把自己的房产继承给下一代以后,这个差距可能还会成倍地再增加。我们现在除了关心收入,机会不平等问题也凸显出来。这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是一个嘀嗒作响的隐形定时炸弹。   
 
第四,代际矛盾慢慢开始出现,老一代人不知道年轻一代在想什么,年轻一代也听不懂老年人在想什么。最近大家在网上看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嘻哈歌手搞了一点丑闻,被封杀了,结果他的粉丝们很生气,谁封杀了我们的偶像呢?说是“紫光阁”,据说这是一个餐厅,咱们就去封杀他,搞了半天紫光阁杂志社还要出来辟谣。这才突然恍然大悟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紫光阁是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对官方的东西不是完全相信,还是有一些保留意见,你基本上知道官方想说什么,知道官方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而年轻人是不知道的,他也不关心。而现在整个社会控制的系统是基于你能够控制别人的想法这个假设的。我们做家长的有一条经验,如果孩子不听话,你揍他一顿是好的,做父母最害怕的其实是孩子不理你,因为不理你表示他根本不屑于和你交流。等到这样一批年轻人成长之后,我们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如果政府保障你能更富裕地生活,年轻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与依赖会更高吗?
 
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事情是最不幸的,一种是求之不得,一种是求而得之”。中国最大的潜在风险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批人变得不满。1968年在法国巴黎出现了红五月,但是60年代是法国经济最繁荣的时候,而且是难得的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但是这一批人是没有经历过二战的,所以即使他们享受到了和先辈们比起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还是表示不满。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最后一个风险是外部的风险集中爆发,北朝鲜和南海都存在外部风险。  
 
所以我用两句古诗来形容我们未来遇到的两年和二十年,我们未来两年是“潮平两岸阔”,但是我们未来的二十年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爬得上去。
 
注:本文根据《经济观察报》记者对何帆教授的专访进行整理,首发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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