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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美国贸易史的启示

文 | 何帆 朱鹤 戚宏磊 郑黄剑锋
 
尽管中美贸易失衡并不像美国说的那样危言耸听,但特朗普究竟会怎么做,谁也说不准。知古鉴今,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三段历史非常值得我们回味。这些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特朗普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中国如果选择忍让和妥协,非但无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还会让自己陷入长期的被动。
 
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
 
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单方面宣布,取消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并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这一决定造成了全球动荡,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同时打破了以往通过协商应对问题的多边主义传统。
 
尼克松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一个关键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美国国际收支从1959年开始恶化,持续困扰着自艾森豪威尔开始的连续四任总统。在美国总统看来,造成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承担了北约的大部分军费,因此,要么北约其他成员国为美国的赤字埋单,要么美国从欧洲撤出军队。
可是,作为美国的盟友,处在欧洲北约驻军前线的法国和德国却不这么认为。德国和法国一致认为,美元的核心地位使美国能随时输出通胀,而美国在欧洲已经攫取了大量经济利益,军费的支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当然要由美国改变国内政策来解决。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各国之间还普遍存在多边合作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源自二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源自共同抵御苏联意识形态的需要。多边主义的信念制约了美国的行动,但保证了全局的相对稳定。况且,当时美国的国内政策并非唯一的战略重心。实施对苏联和德国的“双重遏制”战略、避免第二次大萧条以及保持美国在处理欧洲内部事务时的影响力,这三个都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
 
困扰美国多年的问题,终于被尼克松找到了出路。与前几任总统不同,尼克松的核心思路是收缩美国的全球义务。换句话说,美元贬值和提高进口税只是尼克松主义的一部分。在其任内,美军退出了越南战场,改善了中美关系,鼓励盟友增强自我防卫能力,调整了美国的全球定位。
 
反观当前的美国政治局势,与20世纪60、70年代何其相似。2004年至2008年,美国的国际贸易赤字占GDP之比连续五年在5%左右,目前依旧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与之对应的是快速积累的国债规模,2013年至今美国国债余额已经超过当年美国的GDP总量。美国与其他北约盟友在军费问题上的分歧愈演愈烈,特朗普甚至还曾在访问欧洲时质疑美国存在的必要性。最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鲜明态度,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全面退出了包括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重要多边平台。
 
20世纪60年代,就在美欧谈判最艰难的时候,时任美国财长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句话的精髓不在于问题是谁的,而在于美国始终掌握着单边解决问题的权力。
 
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最高时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顺差的80%以上。自那之后,日美贸易失衡一直持续了近20年。在这20年里,美国多次对日本制裁,而日本也屡屡选择退让。1985年,日美等五个国家签署《广场协议》,日元主动付出了一次性升值20%的代价,用来支持美国减少贸易赤字。随后的几年里,美国的总体贸易赤字规模有所下降,但来自日本的贸易赤字占比不降反增。到了1991年,美国贸易赤字再次回到上升趋势,而此时来自日本的贸易赤字占比已经超过50%。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钢铁、电视和汽车行业。美国经济正饱受越战带来的财政赤字之苦,第一次石油危机对美国本土的重工业更是造成了巨大冲击。此时的美国钢铁产品根本抵挡不住优质且便宜的日本钢材的冲击,美国重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铁锈地带”。日本的电视和汽车行业对美国本土行业的冲击大体相仿,美国国内的相关行业对来自日本的产品可谓怨声载道。
 
针对钢铁行业,1974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日本方面选择了妥协,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日本出口美国的钢铁规模确实有所下降,但到1976年就超过了限制前的水平。美国于1971年开始对日本的电视产品征收倾销税,效果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并于1976年达到新的出口规模高峰。无奈之下,美国开始对低于一定价格的日本进口钢材进行反倾销诉讼,这才遏制住了钢铁出口持续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同一时期,日美在彩电产品上达成了和解,日本公司进行了赔偿,美国也放弃了反倾销诉讼,结果日本对美国出口彩电又出现了一波新的增长期。1980年,卡特政府实行汽车行业救济政策,要求日本方面自愿限制出口并且开放日本国内市场。结果,日本汽车厂家为了绕过贸易保护,纷纷主动加大了对美国的投资,把工厂搬到了美国。生产地变换之后,利润却还是回流到了日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宏观层面。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几乎是1976年的10倍。同一时期,美国的贸易赤字规模则增加了20倍。日本虽然是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但贡献占比已经下降到30%左右。为了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共识,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署后的三个月,日元对美元升值了25%。随后的三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00%。在这三年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高于1985年的水平。只有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出现了短暂下降,随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开始了新一轮的增加。到了2000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1990年几乎翻了一倍。直到中国正式加入WTO,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才趋于稳定,并逐渐将美国逆差全球最大贡献国的地位让给中国。
 
纵观整个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几乎每次都选择了妥协,哪怕让本国货币在短期内快速升值也在所不惜。这当然与国际政治有莫大关联。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妥协并没能解决问题,也没有换来美国的谅解,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施压。究其原因,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在美国国内,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可能通过减少某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或者通过迫使某国货币升值来解决。诸如此类的把希望寄托在制裁他国的解决方案,最终只能带来更高的进口成本和新的贸易顺差来源国。
 
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围绕着知识产权问题展开过多次激烈的谈判。当时的中国刚与世界接轨不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重视程度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这一点在激光唱片市场尤为明显。根据当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调查报告,当时盗版唱片和非法走私唱片的数量占市场唱片的95%以上。美国政府先后以中方“不保护药品和化学产品专利”、“版权盗版失控”、“不给予美国电影和音像制品产业市场准入”等理由,将中国列入“重点国家”,扬言将进行贸易报复。
 
这次的贸易报复不同于以往的日美贸易摩擦。因为这次的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是当时国际贸易实践中相对较新的领域。1988年,美国出台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其中增加了一部分专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同时,赋予美国贸易代表权力,使之能够对他国贸易环境进行审查。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贸易代表将有权决定对“确定拒绝为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实施贸易报复。
 
1991年,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中国发起“特殊301”调查。随后,美方提出包括“要求中国限期修改著作权法”、“要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保护商业秘密的规定”等诉求。中国对这种明显干涉内政的做法坚决予以抵制,并逐条反驳。同年12月3日,美国宣布进行贸易报复。同一天,中国宣布进行反报复。在中美双方共同克制下,1992年中美签署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方同意加入《伯尔尼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公约,并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同时还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94年,美国贸易代表再次宣布将中国升级为“特殊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并对中国开始为期6个月的“特殊301”调查。新一轮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再次开始。由于短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美方代表竟然不辞而别,并在归国后宣布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美国的制裁清单包括电子设备、发电机、自行车、服装、鞋、玩具、箱包等,产品总价值高达28亿美元。
 
作为回应,中国在同一天颁布了反制裁清单。这份反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产于美国的各种游戏机、游戏卡、录音带、激光唱片、烟、酒、化妆品等产品征100%关税;暂停与美国音像制品协会、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商业软件联盟的贸易合作关系;暂停审批美国在华汽车制造合作项目等内容。其中,暂停审批美国在华汽车制造合作项目将对美国汽车产业造成较大冲击,克莱斯勒、福特等汽车厂商开始游说美国政府放弃对华制裁。
 
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中美双方再次展现出了共同的克制。于是,刚离开中国不久的美国谈判团队再次回到了北京的谈判桌上。经过两轮艰苦谈判,1995年2月26日,时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的吴仪与美国贸易代表坎特签署知识产权问题换函。应该说,中美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双方的态度一致,没有根本分歧。美方同意就中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向中国提供援助,中方则同意加大对侵权活动的打击力度,并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建立计算机软件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产品。
 
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1996年,美国贸易代表竟然又一次将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国家”名单。美国贸易代表团亲自来到中国,美其名曰调查光盘地下生产线和盗版光盘零售情况。在此期间,美方代表抓住局部地区问题,以偏概全,要求中国关闭十多家音像制品生产企业。同时,美国还要求中方允许美国企业取而代之,采取独资、合资等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可见,知识产权保护背后代表的巨大利益恐怕才是美方真正重视的问题。
 
同此前一样,最初的谈判并不顺利。同此前一样,美国宣布要制裁中国,并公布了贸易报复清单。同此前一样,中国在同一天公布了反报复清单。与此前略有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的反报复清单涉及的金额更大、范围更广,并得到了国内包括民航、银行、保险、广播电影电视等各个部门的积极支持。
 
最终,同此前一样,美方再次回到了谈判桌前,并在1996年6月同中国就知识产权达成了第三个协议。美国宣布将中国从“重点国家”黑名单中取消,放弃对中国立法、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的苛刻要求并承诺对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提供技术援助,中国则承诺允许美国企业在华创办中外合资企业,进行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
 
1991年,中国的GDP只有2.2万亿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大约为4150亿美元,而人均GDP还不到2000元人民币,折合不到400美元。同年美国的GDP为6.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24000美元,分别是中国的15倍和60倍。在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面前,中国不卑不亢,最终同美国达成了一致的合作。
 
中国不会主动挑衅任何国家,更不会挑衅美国。可一旦美国准备侵犯中国的根本利益,现在的筹码难道不比当年要多吗?面对特朗普的策略,中国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公开亮明底线,抱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多的努力,做好最坏的打算。
 
何帆丨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 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朱鹤丨北大汇丰博士后 海上丝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戚宏磊丨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郑黄剑锋丨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注:本文已发表于澎湃新闻,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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