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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怎样形成的?

上溯三代以上,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祖上都是农民。将近两千年来,小农经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DNA。中华民族依赖小农经济养育人口、生生不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语道破: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
 
但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小农经济。从战国时期,直到汉代初期,中国的城市工商业相当发达。如果一直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未尝不会出现类似古代希腊那样的城邦文化。历史的洪流在汉代转了一个大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研究,中国在汉代才出现了独特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一生产模式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繁荣。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了盐商猗顿、铁商郭纵、畜牧起家的乌氏倮、以及能够获得秦始皇敬重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汉书》里关于巨商大贾的记载更为详细。《史记》写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业的兴旺,一是得益于战国时期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而这是借了各国为打仗纷纷修路之便;二是得益于战国时期的大国比春秋时候的封国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人口和货物能够流通的范围更广;三是得益于货币制度的发展。汉初的商业繁荣,亦得益于战后的“和平景气”: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是一种以城市为重心、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由此带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市井社会,也显得格外别致。《史记·游侠列传》中写到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侠客,大多生于闾巷,而非寄身畎亩。
 
由乱至治之后,人口逐渐增长。据估计,西汉时期人口的增长率大约为1.6%。在一个传统社会中,这是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西汉时期,人口总额至少翻了一番,或许翻了两番。在一些核心地区,人口压力逐渐凸显。西汉初期,官府试图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无法缓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迁移,尤其是迁至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然而,开垦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汉初年,就有像贾谊、晁错这样有远见的大臣上书,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发展农业。西汉初期的应对措施是重本轻末,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一方面提高农业的地位,另一方面打击商业。汉景帝时期就曾经打击闾里豪强,但最具杀伤力的还要算汉武帝时候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汉武好大喜功,四处出击,大兴土木,自然入不敷出。算缗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一缗折合一千文。富豪家中财产,每两缗抽取一算,约为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税率折合6%-10%。乍看似不高,但这次出台的新税已经比旧税提高了五倍。此外,官府还要征收车船税。《史记.平准书》写到,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于是,汉武帝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
 
所谓“告缗”,就是发动群众斗地主,鼓励群众揭发隐瞒财产的商贾。一旦被告发,这些商贾的财产就要被全部没收。告发者将得到大大的奖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富豪家财的一半都赏给告密者了。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得倾家荡产。后来,汉武帝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清理告缗罚没的财产,得到财物数以亿计、奴婢上千万。大县罚没土地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大约十年之后,告缗令才最终废止。
 
许倬云谈到,这场告缗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富人们不敢再投资于工商业,而是转而购买土地,因为土地不属于征税对象。加之商业税严苛、农业税优惠,这更鼓励商人们投资土地。这导致土地价格上扬,普通农户无力购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缗令是一个来自经济系统之外的外部冲击。经济系统遇到外部冲击自然会偏离原有的轨道,但逐渐会调整回去。若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小农经济,很可能跟种植本土农作物需要的技术有关。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假说。各种农作物差异较大,因此种植不同农作物的文明也表现各异。欧洲种植的小麦易收耐寒,但产量太低,大约播一收五,即产量是播种的种子量的五倍左右。东亚种植的水稻产量高,但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美洲种植的玉米易于成活、产量最高。布罗代尔讲到,正是由于种植玉米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不占用太多的人工,才有可能调动那么多空闲的人力去修建玛雅人的巨大金字塔、库斯科的巨墙或马丘比丘。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主要粮食是稷、黍、麦和稻。稷、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一说麦来自西亚,也有观点认为中国自己培育出了麦。麦要到汉以后,才获得了主要食粮的地位。中国人的食粮素称以五谷为主。五谷究竟包括哪几种作物,尚有争议,但像稷、黍、粟、菽这些中国北方的禾谷,或是从狗尾草的变种演化而来。
 
禾谷的优点是抗风、耐旱,适合北方的气候。但种植禾谷也有不利之处。分量较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来年自己发芽长出来。要想提高产量,就得不断地除草间苗、深耕保墒(在中国北方,只有将土地的表层翻耕,打碎覆盖耕地地表的细小颗粒,干燥的黄土地才不会很快失去水分)。中国的农夫不得不付出格外艰辛的劳作,从播种之前,到收割之后,都要不断地耕耘土地、芟除杂草,中国的农民在这些农活上付出的劳动和时间,超过了播种和收获时所需的劳动和时间之和。“锄禾日当午”,就是写照。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的农业,这和种禾所需的劳作是有关的。
 
种稻亦然。水稻可能是土生野稻的改良后代。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插秧的技术,农民在浅平的秧圃培育稻秧,这能够节省稻田的面积,提高产量,但代价是农民不得不再把秧苗移植到大田中去。水稻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农民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灌溉。布罗代尔就曾经讲到,一位在中国旅行的传教士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农民不用马拉水车,而是自己用脚踩动机器,“轻松愉快”地踩一天。
 
由于土地稀缺,汉代农民为了改良土壤,付出了艰辛努力。欧洲的农民土地广阔,可以拿出很多土地休耕,而休耕地可以用来喂养牲畜。牲畜的粪便再用来做肥料。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奢侈”,他们只能对有限的土地连续耕种。中国的肥料包括绿肥和粪肥。杂草腐烂之后,变废为宝,可以改善农田土质。粪肥则只能用人的粪便、猪和鸡鸭的粪便。用粪肥改良土壤、有限的家畜饲养,表明汉代的农民不得不采用小农经营的方式。
 
古代的农书,比如《氾胜之书》的记载上说,汉代的单位面积亩产非常之高,两个劳动力种十亩田,所得粮食可供他们两个人吃26年。这一记录是否可信,仍待考证,但较有把握的是,到了汉代,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已经大致成型。西汉末年制铁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东汉时期已经可以用熟铁制造农具。但汉代的农具一直流传至今,无论从种类,还是每一种类的细节,居然都和今天的农具极其相似。
 
说起小农经济,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是大的庄园,各类农作物、各类手工作坊齐全,才有可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无法自给自足的,许倬云讲到,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重商的小农经济。
 
从九月以后,田间的劳动就告一段落,农闲时光,人们会从事农具和房屋的修整、或是一些可以赚取现金的活动,比如加工食品、纺纱织布、金属加工、制革制陶,甚至做一些运输和买卖。或近或远的交易网络,将零零散散的小农经济交织在一起。农民参与的交易大致在两个圈子里进行,一是方圆五十公里左右的小圈子(赶集趁墟),一是方圆两百公里左右的大圈子(都市城镇)。汉学家施坚雅提出,中国的农民参与市场活动有一个周期循环。若是天下承平,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中,集市连着城镇,城镇连着远处的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网络,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会回撤,以至于一个村子完全地与外界隔离,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精耕细作的、重商的小农经济。这一转型肇始于政策的剧烈冲击,但归根到底,是在中国独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做出的一种最优选择。一旦走上了这条演进道路,历史就从此景色大异。两千年一弹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本文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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