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是一场没有感情基础的谈婚论嫁，最后的失败也在预料之中的。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的大国，我们一直希望想提高在资源进口方面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力拓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带着丰厚的嫁妆，现在要下嫁,这对中铝来说肯定是喜出望外的。中铝可能是情窦初开，但是力拓在资本运作方面是一个情场老手，他一开始会找到中铝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钱了，他急于找到一个替他还债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跟你踏踏实实的居家过日子。并购的双方各怀心思，力拓是一个卖矿石的，中国是一个买矿石的，中铝最想力争的就是铁矿石的营销权益，但是对于力拓来说，这是最不愿意触及的一个底线，所以正是中铝想买的，正是力拓不想卖的，我想这可能是最后失败的一个根源。

中铝最大的失误可能是目标暴露的太早，而且方式过于直白。当中铝第二次想要收购力拓的时候，一下子把195亿美元拍出来，别人看到的不是你很有实力，而是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威胁。所以到5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把原来原定30天的审查的时间，一下子延长到120天，时间一延，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攻守之势就改变了，经过商议的算计，力拓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地抛弃了中铝。所以中铝的失误就是操之过急，有时候为了在并购中获得控制权，应该把时间变成我们的朋友。有一些海外值得我们去借鉴的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时候，日本的汽车企业遇到很多阻碍，比如说美国当时对它进行贸易制裁，禁止日本的汽车出口到美国去，日本的企业就开始悄悄的到美国国内投资，做的非常小心谨慎，包括雇佣美国当地的工人，雇佣美国当地的经理，等到时机成熟，发起营销攻势的时候，是毫不手软的，攻势非常之凌厉，现在美国汽车销售榜排名在最前的，都不是美国的汽车，都是日本的汽车的品牌，尤其在美国通用汽车等都破产之后，日本的汽车变成了全球的霸主，这跟它前期缓慢的做这些工作，等待时机，有一段很长的潜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并购工会首席经济学家，《今日观察》评论员）

从这个收购事件中间，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并购的艺术、策略，提高经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毕竟我们还是刚刚开始，时间也不长。另外，从各种媒体，包括海外的媒体的报道，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很多纯市场行为，纯商业行为的，现在被很多人认为，背后是政府意图，政府控股，当然有的企业是政府控股，但是这个行为本身是纯粹的商业与市场行为，出于保护主义，出于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可能我们在对外的收购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化解这方面的难处，要动点脑筋。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诸多的并购事件看，我们也要讲一点策略，毕竟人家总认为你是国有企业，是国家控股，政府控股的.所以能不能国有和民营企业一块出去，甚至能不能民营企业出去，政府给以并购贷款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比如说我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香港的港资，甚至于是台湾的资金都没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资金也没关系，我们在香港成立一个收购，收购股权基金，股权收购基金PE，用这样的形式出去收购，可能对于挡住一些金融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这样延迟，就相对可能要好一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并购工会首席经济学家，《今日观察》评论员）

从教训角度说，简单讲我们还是在并购的技术，并购的策略上面，积累的经验太少，不精。我曾经见过一个美国高管谈到，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是我们工商银行整个提供的并购贷款，我跟美国高管说，你们完全是保护主义，这是两个企业的商业行为，他说，不，你们有政府支持，贷款都由你们政府银行提供，我说这个时候如果并购贷款，有工商银行，也有花旗，也有汇丰，这样的银行贷款进去可不可以，他说如果这样就可以。这就说明我们有些微小的细节、策略，不熟，当然也包括有一些法律风险，包括《工会法》，甚至于文化、宗教，更有整合中间的一些问题，这都是作为一个国家走出去中间难免犯错误，难免有教训，同时也是能够吸取教训，能够慢慢成功，成长的道路。

（《今日观察》评论员）

对中国来说，实际上现在需要改变的，就是不仅要谈经济的利益，而且要谈经济的权利，包括定价权，话语权，规则的制定权，这些从长期来看，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的利益其实也符合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对于矿产品的要求是矿产品的价格要公平合理，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都所要求的，我们要求矿业市场，能够开放竞争，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都愿意接受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矿业市场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来捣乱的人，如果是中铝和力拓真的能够合作，那么对世界矿业产业的格局，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LCC索罗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我认为中国得到的经验是，应该更多地鼓励那些独立企业和独立投资人去海外投资。因为不能再重蹈中铝和力拓的覆辙了。如果不是政府决定，应该收购那些资产，保持多元格局，那更容易让人接受，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更容易接受。

王庆：中国应尽量收购国外自然资源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从国家整体战略上来讲，对并购国外企业的行业，以及区域的分布应该做一个战略性的规划，总体上来讲，从中国整体来讲，中国缺乏的是自然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企业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尽量地收购和获得一些对国外生产自然资源，生产大宗产品企业的控制权，这样有利于保证中国自然资源，大宗商品的长期供给的持续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并购工会首席经济学家，《今日观察》评论员）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政府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并购，现在更多的是介绍海外资金，海外基金进来，并购、收购中国的企业。而中国企业怎么出去，我们组织的活动太少，给企业介绍太少，我们一些中间组织，都要组织起来，比如香港很有经验，是国际营运的很好的一个平台，人脉也非常多我们也鼓励中国的企业用这个平台慢慢地走出去，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