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首先是火线救市政策；其次是到了去年底今年初，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经济衰退；到如今，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的同时，西方国家开始热衷于谈论全球经济调整。

一方面，西方国家认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是危机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是纠正这种失衡，美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东亚国家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此外，气候变化已成为无可回避的全球问题，各国应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加入西方倡导的减排计划之中。

这些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在观察全球经济协调的时候，我们不能仅听其言。否则，我们可能会被西方的修辞术迷惑。

第一，全球经济遇到的最要害的就业问题，在各国的经济协调中仍然付诸阙如。

但是，在目前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增长方式转型计划中，对创造就业均无良策。而且，一旦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可以预料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将迅速抬头。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将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会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怎样避免这样的问题，如果出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惩罚始作俑者？我们很想知道，但西方国家一直是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选择的主导产业可能会存在失误。

西方国家之所以关注气候变化，除了对气候问题本身的关注之外，另外一个用意就是想借助气候变化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新能源，发展环保产业，寻找新的增长点，并希望能够在未来抢占经济增长的制高点。

但目前这种选择是否能成功，仍然不得而知。对新能源的投资也可能严重不足，过去的风险投资基本上是为IT行业量身定做的，对新能源这种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国际资本并未做好准备。

总之，有可能出现技术突破、扮演主导角色的行业不一定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均有可能出现较大的技术突破，因此在产业层面上，中国在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时应更加慎重。

第三，要注意“言外之意”，要警惕发达国家的“隐藏计划”。

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国际场合大谈全球经济调整，要求各国加强协调，也可能会以此为幌子，从各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很多新的贸易壁垒有可能通过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方式，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进行限制。发达国家也可能借发展新兴产业的契机，为其科技产品出口寻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最后，要观其行，而不仅仅是听其言。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各国在短期内纷纷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所谓的结构调整却是三心二意。

发达国家采取的扩张政策增加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可能会进入石油、初级产品市场，或流入新兴市场，带来新的泡沫，并延缓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从各种迹象来看，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都非常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夜。西方国家的经济刺激是否要以别国经济为垫脚石呢？

调整经济结构，是我们既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继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也要警惕别人占我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