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低保岂能“搭车卖彩票”？

余里：低保户购买彩票是强制行为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一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低保户，这名低保户今年有78岁，他家里儿子有40来岁，但是因为有精神分裂症，所以需要长期吃药来控制他的病情，因为彩票是按低保金的10%来购买，所以他每个月需要买10块钱的彩票，这10块钱虽然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小数字，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他儿子的医药费，所以他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困难，也很难受的事情。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12号遂宁市民政局就立即下达了，关于规范福彩发行工作的紧急通知，就规定严禁以任何形式向低保户等困难群众强制推销和销售福利彩票。

（《今日观察》评论员）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20块、30块可能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对于这些低保户来说，他们的每一笔钱都有非常周到的安排，如果这里面缺了一块，那么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导致一周的饮食水平下降。对于低保户来说，他们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比较差，事件中的一个老人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表示，他曾经试图跟发放低保的人去理论，询问是不是可以不买彩票？但对方非常干脆利落地回答说，如果你不买彩票，就别想领走低保救济金。

这样不仅是摊派，而且还是一种要挟。不论对于福利基金，还是对于福利彩票来说，它们起的作用本来是一种扶危助残、救孤济困的作用，但是在这个事件里，它变得有一点黑色幽默，它就是让被救助的人，自己花钱去买救助自己的彩票，因此让这些低保户在接受社会温暖的时候，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这件事情是当地居委会做的，因为这些低保户要去居委会领救济金，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摊派彩票。目前初步的处理结果就是当地居委会的主任已经被停职，参与销售彩票的有关人员被解聘。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有一点草率，因为这些基层的居委会人员，在摊派彩票的时，是有上面的任务压着，因为他们的上面这个区的民政局，据说跟有关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当年要销售3千万的福利彩票。那么这些有关部门在哪些环节里跟这个案子有关？这些有关部门要承担哪些责任？

（《今日观察》评论员）

完成任务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最后15%的发行费。一笔福利彩票里有50%是作为奖金返还给购彩票的人， 30%或35%用来进行慈善事业，是它的真正用途，最后这15%就是叫做发行费。发行费是由在发行和整个销售过程当中的相关机构和个人来进行分配。一般来说，街上的销售网点一般会分到8%，剩下7%就是福彩中心获得的。现在的这种摊派方式，就是把销售网点的8%绕过去了，等于这8%可能就落到了居委会或者摊派者的身上。有了这样的一个利益链条，有了奖励和业绩考核的双管齐下，这样既有名，又有利的事，下面的工作人员何乐而不为呢？

（《今日观察》评论员）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惯例，我也慢慢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就是很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所以出现在遂宁的彩票摊派事件，并不是一个“孤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严格规范的彩票管理制度，那么整个彩票体系可能就会腐烂，而且可能会从根部腐烂。

我们现在的彩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民政系统发行的福利彩票，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福利彩票。另外一种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的体育彩票。现在这两个部门既是彩票发行的监管者，同时又是发行者，而且还可以自己去销售。现在各级的有关部门都在层层地压指标，要完成销售的任务，导致了这样的最后结果，这并不能简单说是工作方式的问题，而是制度上有重大的缺陷。原来我们设计彩票制度是一个惠民的工程，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彩票变成了部门的彩票，而不是国家的彩票，那么惠民的工程就可能会变成惠民政部门的一个工程了。

刘戈：利益与权力必须泾渭分明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听说还有一种搭售就是，有些地方的民政系统向他所有的民政系统的职工都摊派了福彩的购买任务。其中有一个还产生了纠纷，一个福利工厂也被摊派了彩票，厂长表示不愿意增加工人的负担，厂里就出钱进行购买，然后分发给员工，最后有员工中奖了，厂长就表示奖金应上交给厂里，就是这样一个纠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因为有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这样一种分配机制。遂宁市民政局，福彩中心的任务是在2009年要达到5千万的销售额，这样就会有750万的费用产生，这个费用就被中间的各个环节沉淀了下来，有了这样的一种沉淀，大家就把利益链条和权力链条交织在了一起，最后它必然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这两个链条分开。

何帆：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都必须尊重

（《今日观察》 评论员）

这样的案例确实是层出不穷，而且花样翻新。搭售彩票有各种形式，有的是如果不买彩票，就不供水、供电、供暖；有的摊派在教师头上。当然除了搭售彩票，还有各种各样的搭售，比如搭售门票，就有一个地方政府，是非常偏僻、落后的一个县，要搞一个明星演唱会，但政府自己没有钱，就让当地的学生和老师自己掏钱。还有一个地方政府要搞花博会，没有钱，就摊派，借钱。甚至还有的地方政府针对商品房销售，进行摊派，每一个公务员必须得推销出去一套房。这些形形色色的摊派，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一边占的权力，这个权力非常的强横，同时它有非常多的部门利益，当权力和部门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牢不可破了，而在另外一边的是弱势的公民权利，某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才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强行摊派。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我们要责、权、利，把它分得非常清楚，不仅仅是拥有公权力的执行者，要界定清楚，而是同时它的受益者，或者是它的服务对象的权利，也要有充分的界定，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监督约束，就要依靠这个制度的环境，制度的公开和透明，如果当你的制度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时候，那么人们就很难，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从何谈起对你来监督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研究室主任《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我们国家在规范公共权力方面，有许多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可以说是，许多的法律法规在现实中间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在法律监督环境，监督不力。第二就是公共权力自身，有些部门有些地方在运用权力的时候，随意践踏或扭曲公共权力，滥用公共权力，那么现在，没有一个有效的遏制手段，谁来制约？不能媒体说一说，而后就是地方处分几个具体办事人员，主要的一些决策部门的一些领导，或者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还是要启动问责机制。

（《今日观察》评论员）

如果制度上有漏洞，那么挟公权以自肥一定会成为一种惯性。我建议，一定要把福利彩票中心和民政部门分开，就是让筹钱的和花钱的部门分开，这个现象就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福利彩票确实承载着很多人的爱心，现在爱心被营利和权力扭曲了。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扶危济困的民政部，最后被蝇头小利损害声望。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要更诚实地看到彩票制度尽管有优点，但它也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买彩票的人其实无非就是希望能撞大运，发一笔横财。我们的彩票制度应该对这种人的心理进行一个有利的疏导，但由于现在的层层压指标行为，导致我们是在按照一个递增的速度，在完成彩票的销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在煽动通过买彩票，就能够在一夜暴富、发横财的这样一种虚幻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