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国家机构改革的内容。3月16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许多领域的改革思路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比如，在金融领域，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思路是基本对应的。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下，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

首先得强调一下，这次不叫新成立，而是叫再次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最早成立于1998年6月，目的是“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并负责领导、保证、管理、监督、协调金融机关的运作业务”。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

你还能记得，1997年和1998年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也波及中国。我们动用了相当一批外汇储备，在香港打赢了金融保卫战。当时，既有外患，也有内忧。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正处于关键阶段，好多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大量国企员工下岗，四大国有银行突然多出很多坏账。

怎么办？这么多问题，单靠哪一个部门都解决不了。这就必须要靠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调配资源，才能克服困难。所以才有了中央金融委员会。而当时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跨越部门，通盘筹划的。比如，财政部增发了一批国债，同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国有银行的坏账，让国有银行轻装上阵，这才解救了困境中的中国金融业。

时隔20年，中央再次成立金融委员会。我们还是要学会跳出金融，从更大的格局、更广的背景去思考成立金融委员会的目的。

现在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其实也都很明确。

外部，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提升，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一心想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内部，高质量发展要求改变过去粗放式、高能耗的发展模式，摆脱中国经济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和土地的依赖，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科技创新。 

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再次设立金融委员会的目的，就必须得跟科技委员会联系在一起考虑。实际上，这件事情在2021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那就是“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既然目标是“实现”良性循环，那就是说，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我们先来看看创新是怎么一回事儿。

不妨来看一看硅谷的科技创新。一开始，可能就是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再加一个好点子。那么，在最开始的阶段，创业团队需要金融的支持吗？当然需要。但他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赔得起的“闲钱”，是能够有耐心等他们成长的“长钱”。

而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些“闲钱”和“长钱”。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典型的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它的基本模式是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里，然后银行把这些钱贷出去。老百姓在银行的钱，是一分本金都不能赔、一分利息都不能少的“养老钱”。而银行的基本商业模式就要求这些钱在使用的时候，每个月、每一天，甚至每分每秒都在赚钱，是典型的“短钱”。

一边需要“闲钱”“长钱”，一边只有“养老钱”“短钱”，能实现良性循环才怪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我们曾一度以为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就是要学习西方，尽快把间接融资体系转变为直接融资体系。所以，2012年之后，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明显加速，鼓励各类金融创新。然而，最终结果跟我们想看到的目标相差甚远。大量的所谓金融创新都是为了规避监管，而不是为了支持创新，结果，地方隐性债务也快速积累起来了。

而且，西方的金融创新模式也未必就是榜样。你看，曾经金融支持创新的标杆性机构——硅谷银行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倒闭了吗？

这就值得反思了：间接融资就一定不能支持创新吗？不一定啊。日本、德国都是世界上的创新强国，可是它们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甚至能把美国按在地板上摩擦，逼得美国不得不用贸易战的方式，换取一丝喘息的机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学美国，改学日本和德国？

中国遇到的问题是极为独特的，解决方案也可能是需要另辟蹊径的。

以我的观察，影响政策决策的最重要变量是集体记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遇到过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会对它以后遇到相似的问题影响最大。

有时候看不明白政策，我们可以多读读党史。

有一段历史你可能不太熟悉，那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金融斗争。1940年之后，共产党曾跟国民党在金融战线上展开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斗争，其中最关键的领域是“边币”和“法币”的竞争。边币就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法币就是国民党当局当时在全国发行的“货币”。这场竞争的结果当然是边币在解放战争后期彻底取代了法币。

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段材料引起了我的关注，分享给大家。

“194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严禁法币与完全行使券币的指示》，要求在思想上必须使全体干部了解到：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主要方面，搞好对敌货币斗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历史是不是似曾相识？

如今，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国内的经济转型。这可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科技创新既有安全需求，也有发展需求。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会把自己的全部产业链从上到下全部梳理一遍，把薄弱环节全都找出来，挨个突破。

于是，我们又会看到：“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主要方面。”

那你大概就能猜出，未来的金融改革将会超越金融，甚至超越经济。你也能猜得出，未来的金融监管不是某个部门负责的，也不是由某些技术专家负责的，而是由党中央统筹规划的。

为了实现科技创新的目标，包括金融在内的所有部门都要随时做好准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越来越多的金融改革，将会横跨各个部门，有更多的配合和协调，而且，在我们的工具箱里，也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更多过去无法想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