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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周,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国家机构改革的内容。3月16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许多领域的改革思路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比如,在金融领域,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思路是基本对应的。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下,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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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强调一下,这次不叫新成立,而是叫再次设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最早成立于1998年6月,目的是“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并负责领导、保证、管理、监督、协调金融机关的运作业务”。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

你还能记得,1997年和1998年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也波及中国。我们动用了相当一批外汇储备,在香港打赢了金融保卫战。当时,既有外患,也有内忧。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正处于关键阶段,好多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大量国企员工下岗,四大国有银行突然多出很多坏账。

怎么办?这么多问题,单靠哪一个部门都解决不了。这就必须要靠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调配资源,才能克服困难。所以才有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而当时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跨越部门,通盘筹划的。比如,财政部增发了一批国债,同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国有银行的坏账,让国有银行轻装上阵,这才解救了困境中的中国金融业。

时隔20年,中央再次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我们还是要学会跳出金融,从更大的格局、更广的背景去思考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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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其实也都很明确。

外部,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提升,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一心想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内部,高质量发展要求改变过去粗放式、高能耗的发展模式,摆脱中国经济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和土地的依赖,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科技创新。 

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再次设立金融工作委员会的目的,就必须得跟科技工作委员会联系在一起考虑。实际上,这件事情在2021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那就是“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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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目标是“实现”良性循环,那就是说,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我们先来看看创新是怎么一回事儿。

不妨来看一看硅谷的科技创新。一开始,可能就是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再加一个好点子。那么,在最开始的阶段,创业团队需要金融的支持吗?当然需要。但他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够赔得起的“闲钱”,是能够有耐心等他们成长的“长钱”。

而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些“闲钱”和“长钱”。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典型的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它的基本模式是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里,然后银行把这些钱贷出去。老百姓在银行的钱,是一分本金都不能赔、一分利息都不能少的“养老钱”。而银行的基本商业模式就要求这些钱在使用的时候,每个月、每一天,甚至每分每秒都在赚钱,是典型的“短钱”。

一边需要“闲钱”“长钱”,一边只有“养老钱”“短钱”,能实现良性循环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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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我们曾一度以为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就是要学习西方,尽快把间接融资体系转变为直接融资体系。所以,2012年之后,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明显加速,鼓励各类金融创新。然而,最终结果跟我们想看到的目标相差甚远。大量的所谓金融创新都是为了规避监管,而不是为了支持创新,结果,地方隐性债务也快速积累起来了。

而且,西方的金融创新模式也未必就是榜样。你看,曾经金融支持创新的标杆性机构——硅谷银行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倒闭了吗?

这就值得反思了:间接融资就一定不能支持创新吗?不一定啊。日本、德国都是世界上的创新强国,可是它们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甚至能把美国按在地板上摩擦,逼得美国不得不用贸易战的方式,换取一丝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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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学美国,改学日本和德国?

中国遇到的问题是极为独特的,解决方案也可能是需要另辟蹊径的。

以我的观察,影响政策决策的最重要变量是集体记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遇到过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会对它以后遇到相似的问题影响最大。

有时候看不明白政策,我们可以多读读党史。

有一段历史你可能不太熟悉,那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金融斗争。1940年之后,共产党曾跟国民党在金融战线上展开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斗争,其中最关键的领域是“边币”和“法币”的竞争。边币就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法币就是国民党当局当时在全国发行的“货币”。这场竞争的结果当然是边币在解放战争后期彻底取代了法币。

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段材料引起了我的关注,分享给大家。

“194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严禁法币与完全行使券币的指示》,要求在思想上必须使全体干部了解到: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主要方面,搞好对敌货币斗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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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是似曾相识?

如今,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国内的经济转型。这可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科技创新既有安全需求,也有发展需求。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会把自己的全部产业链从上到下全部梳理一遍,把薄弱环节全都找出来,挨个突破。

于是,我们又会看到:“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主要方面。”

那你大概就能猜出,未来的金融改革将会超越金融,甚至超越经济。你也能猜得出,未来的金融监管不是某个部门负责的,也不是由某些技术专家负责的,而是由党中央统筹规划的。

为了实现科技创新的目标,包括金融在内的所有部门都要随时做好准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越来越多的金融改革,将会横跨各个部门,有更多的配合和协调,而且,在我们的工具箱里,也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更多过去无法想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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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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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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