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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您怎么看2023年的外贸形势?跨境电商还有发展的机会吗?

2023 年中国经济大概率会出现反弹,但国外的经济形势可能比过去更糟糕。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衰退,这又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欧洲的日子比美国更难过,还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会受到一轮一轮的冲击波。如果有做出口的朋友,在2023年要提高警惕,行情可能不如以前了。

跨境电商进入了一个调整期。新冠疫情期间,欧美消费者开始增加线上购物,跨境电商迎来了一轮行情,但最初就是野蛮生长。野蛮生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调整。调整的时候会很痛苦,但只有等到调整之后,这个行业才能够发展起来。调整完了之后,那些真正有竞争力的才会起来。

有竞争力的跨境电商大多背靠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很多做跨境电商的小家电品牌开始崛起。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看不上这些产品,比中国更落后的国家生产不出来这些产品。这是中国品牌崛起的机会。与此同时,还必须学会敏锐地洞察国外用户的需求差异。南美的用户、非洲的用户和北欧的用户,需求都是有差别的。找到这个需求差异,才能找准定位。

Q2

在后疫情时代的话,我们如何用进化的观点去看待小微企业接下来的一个生存和发展?

经济生态系统发生巨变之后,原来那些超级物种的日子会过得很难,但是小微企业的机会会到来。这不是说每一个小微企业都能成功,但是未来小微企业更容易能够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

找到细分市场,然后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做到第一名,是中小企业能够活下来的最好的办法,未来有很多新的生态位都不是留给超级物种的,而是是留给中小企业的。过去,做大做强可能是所有企业的梦想。以后,中小企业心中的梦想应该是,我要做一个小而美的企业。

Q3

我是个律师,我对生产制造业这一块也是比较了解的。我的一些客户这几年确实过得不是很好,他们的回款周期已经被大大压缩了,利润低得可怜,银行也不愿意贷款给他们。他们能选择的范围很小,就是在刀尖上跳舞。那他们究竟该怎么挺过难关?有什么是不变的原则,必须做的事情?

我跟很多做制造业的、做服务业的中小企业主都聊过天。我发现他们中有很多人其实比我聪明,他们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去做。

其实要不要坚持下来,企业主们都有自己的判断。我在江浙一带调研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企业做得还不错,在行业里面大概排在第二梯队,但企业主把厂子卖了,不做了。卖了之后,他没有去买房,也不去买股票,而是把这些钱投到自己行业里排在第一名、第二名的企业。

网上有一句话说得有点尖刻,但我觉得是句实话。这句话说,疫情过去之后,有一件事情很糟糕,就是生意要是做得不好,就不知道该埋怨谁了。为什么有一些商业模式失败了?其实是因为原来准备不足,只考虑到能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赚钱,一旦经济形势差一点就不行了。你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能穿越周期,在丰年和歉年都能活下来。

具体到制造业企业,判断自己到底能不能干下去,要评估一下自己所在的行业有多大,国家支持不支持。国家支持,还要判断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到完全靠挣市场的钱。新能源汽车也好,光伏产业也好,都是这么一个过程,一开始都是一路厮杀,死掉了很多,最后能活下来的,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竞争力。

Q4

您对未来农村市场怎么看?

农村的基础设施其实比原来有了非常大的改善,这就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新冠疫情之前,有一批乡村民宿做得不错。这两年还出现了农产品的直播带货。原来,农村的养殖和种植都有,但是没有完整的产业链。现在,物流也好,仓储也好,包括会做直播电商的人都有了,新的机会也就有了。

我个人还有一个观察: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农村,可能恰恰是有进有出的农村。什么意思?有的农村看起来衰落了,只剩一些老年人待在农村。这样的农村恰恰更愿意欢迎外面来的投资者,外面来的投资者会觉得我在这里更容易做事。相反,本地势力强大的农村可能不欢迎外来的投资者。所以,能够做好农村市场,要靠这一进一出,有外来的资金、本地的资源,才能一起把事情做好。

Q5

为什么国家要讲统一大市场?为什么供销社又重现江湖了?

国家一直在统一大市场,2022年更强调这一点。这就是因为政府比原来更着急了。尽管中国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很多企业觉得在国内做生意比去国外做生意更难,因为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太严重,市场公平竞争、法治社会都有待改善。所谓的统一大市场,其实就是想打通任督二脉,让国内的市场能够活起来。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未来中国的经济地理会变得更加平衡。原来我们能够想到的好的投资的机会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因为这里是跟全球化连接起来的。未来,有可能在内陆地区出现更多的机会。比如,我今年去了广西,我很看好广西。过去,广东是面向整个欧美市场,广西如果发展起来了,它一定是因为在亚洲形成了区域生产网络,也就是中国的产业、越南的产业、东南亚的产业会联系起来。那可能就是三十年广东、三十年广西了。

为什么供销社会重现江湖?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我们的单位在长安街,供销总社的大楼就在我们旁边,人家一直就存在,只是过去被大家淡忘了。还有,你好多年都没有寄过信了,但中国邮政也一样存在,还会去卖书、卖咖啡。这就是我们说的国有平台,它们都具有平台的性质,由于其国有的身份,所以它们的触角能达到很偏僻的地方。市场化的企业不愿意去的地方,国有平台都能够触达。

Q6

经济生态系统变了,那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办?未来那么多的不确定,有哪些方法去判断我现在走的路、探索的路是否合适?

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态系统里,去哪里工作,去哪里投资,怎么教育孩子,孩子要找什么样的职业,其实跟经济生态系统的变化都有关系。经济生态系统变了,我们的择业、教育都有变化。

就拿择业来讲,我今年调研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年轻人找工作很难,但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找工作。他们特别讨厌工作这两个字。其实,他们是很敏感地察觉到,工作已经变得不好玩了。年轻人想找到一件事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这就是一个新趋势。

如果只是想找工作,没有什么工作能给你一辈子的保障,你可能就会选错。比如,你看到深圳的中学老师工资很高,就想过来当老师,但未来人口生育率下降,学生就不够了,学校就要压缩规模,老师就不好当了。

如果是想找事做,那么关心的就是哪个公司能提供让我做事的平台。以后,年轻人会把公司当成学校,他们关心的不是我能够为公司贡献什么,而是公司能给我提供什么机会。我们的企业的管理理念就要跟着变。

我们的教育理念也要跟着变。以后上大学会更容易,但上了大学也不会给你一辈子的保障。专业不再重要,技能才重要。核心技能是学习的能力、跟人合作的能力、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但学校只教你知识,不教你这些核心能力。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更长远,就要让孩子早早从刷题的困境中走出来,多接触社会,多开阔眼界,让他们和成年人有更多平等对话的机会。

今天我很开心,有不少朋友是带着自己家里的孩子过来的。孩子可能没听懂我今天都讲了啥,他们隐隐约约知道,这个老师讲了个跟麻雀有关的故事,但他有了这个经历,就知道演讲是怎么一回事,就知道成年人是怎么学习、怎么交流的,这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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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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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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