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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大学生找工作之所以这么难，跟新冠疫情当然有关系。疫情蔓延，导致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就业机会自然就会减少。但更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之前，大学生找工作难就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了。 

说到底，这是因为教育和产业极度不匹配。孩子个个都想上大学，而且想上好的大学。父辈的经验是知识改变命运，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就是文凭改变命运。有了大学文凭，工作会更好找，收入会更高。真的是这样吗？

物以稀为贵。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种教育悖论：接受教育的人越少，受教育者就越稀缺，能获得的薪酬就更高；受教育者越来越多，反而就不再稀缺，受教育者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他们的薪酬因此会被压低。如果再考虑到日益昂贵的学费、培训费，教育的投资收益下降速度更快。

假如大学毕业生以后找工作越来越难，那么，能不能换个思路，让一些考不上好大学的孩子改读职业学校呢？我曾经调研过几家职业学校。好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找工作根本不用发愁。但职业学校的生源很成问题，许多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指导他们，所以，教他们技能容易，但教他们获得自信心和自制力更难。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进酒店、当护工的技能，当然也希望培养出一大批熟练技工。这些工作需求量看起来仍然很大，但不要忘了，从长远来看，制造业，甚至传统服务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少。 

那中国最缺的工作是啥？是现代服务业能够提供的岗位。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卫生，都是严重的短板。因此，归根到底，就业难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尚未成功地完成产业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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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产业转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先后经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农业转向工业，第二次转型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之所以会有这两次转型，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需求会发生变化。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担心的是吃不饱，穿不暖，农业就成为最重要的基础。到后来，温饱问题解决了，就进入小康社会。这时候，人们会消费更多的制造业产品。从吸尘器、烧水壶，到空调、冰箱、汽车，这些产品会占据人们的主要消费支出。再后来，人们会进一步向往品质更高的生活，对健康、医疗、教育、娱乐、休闲的需求越来越多，而这些都是服务类支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大约在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时候会出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制造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例在30%到40%左右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

这是一个全球规律，中国也不例外。大致在2012年左右，中国开始出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家庭消费支出中，家用电器、服装、食品的增速显著下降，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的支出上升。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在2011年达到40%，然后逐渐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细分行业就业数据，2012~2018年间农业部门就业大幅下降，制造业部门就业小幅下降，服务业部门就业显著增长。 

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完成，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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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斌研究员指出，可以再把服务业分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 

像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算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在中国，这类服务业就业占比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但在快速赶超过程当中，正在向正常区间靠拢。 

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主要包括了科研、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工业化高峰期之后的2012~2019年间，这些服务业行业的就业平均增速为1.7%，而高收入经济体在同样发展阶段，行业就业的平均增速为2.5%。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服务业就业差距不仅没有收窄，反而在进一步扩大。

这些恰恰是中国最缺的职业。一个普通人，不用去看经济数据，也能感受到公共服务业发展滞后带来的影响。上学难、看病难，都是因为公共服务业相对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所以，在这个转型时期，最值得做的就是发展公共服务业。

公共服务业不仅能给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也能给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提供工作。举例来说，中国的医疗系统不仅缺医生，也缺护士。我们需要把大批原来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人，转变为老龄化时代最稀缺的护士、护工，而这是需要投入资金和资源去做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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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已经明确，为什么转型还会滞后呢？这里有代际差异的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念。上一代人是在低收入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是“物质一代”。年轻一代是在高收入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是“精神一代”。“物质一代”更愿意接受物质主义价值观，它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维持秩序、强大国防等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精神一代”则更愿意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它强调的是实现自我价值、自我表达、公民权利、生态环境等。价值观的形成更多受到小时候生活经历的影响，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改变，往往是因为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人之间发生了转换。 

中国在仅仅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再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两次重大产业结构转型。过去，最流行的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口号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当地GDP和税收增长。在这种价值观念和激励机制下，政府会把大量财力和精力用于经济建设，提供公共服务被地方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 

未来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我们会看到，社会信任度会提升，对公共管理和服务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会更加成熟，社会价值观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当然，这些都是慢变量，补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短板，需要极大的耐心。

（配图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