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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t One

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开始直接给居民发钱,而且已经发放了三轮。第一轮是2020年3月至4月,每个成人发1200美元,儿童500美元。第二轮是2020年12月,每个成人和儿童均发600美元。第三轮是2021年3月,每个成人和儿童均发1400美元。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疫情来了,有人生意做不下去了,有人失业了,收入就会下降,于是,消费就会跟着下降。没有破产,也没有失业的人,看到经济形势不好,也会增加储蓄,钱都攒起来了,那消费也会下降。大家都不肯花钱,消费起不来,总需求不足,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所以,政府要出来提振内需,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居民发钱,让居民消费。

我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政府部门想了解一下,怎样才能帮助疫情中的企业。有个企业家朋友发言,说希望政府减税。我在一旁听得直着急。下来之后,我跟他说,你应该提发消费券才对啊,没有需求,源头就没水了,就算减税,有啥用啊。 
 

朋友圈里,上海的朋友们怨气最大。太能理解了。动不动就封控,折腾人啊。可是,深圳福田的下沙,也被封了一个月,居民足不出户。我有次坐出租车,司机就住在下沙。问起他封控期间的生活,他说,天天送餐,都吃不完,还发钱,见人就发,一人八百,还是中国政府好啊。

这八百元,花得太值了。

 

#2

Part Two

我想说的不是疫情期间如何帮助大家纾困。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想说的是,这次疫情期间发钱,有个特点,都是按人头分,不去查你有没有工作,收入有多少。这其实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的雏型。

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是: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

现在说起全民基本收入,好像是天方夜谭。但它很可能是未来能够解决经济体系中深刻矛盾的最佳方案。
 

#3

Part Three

猜一下反对意见。有人会说,这不是要养懒人吗?工作是美德,懒惰是罪恶,为什么要给不工作的人发钱呢?

谁告诉你工作是美德?医生治病,教师教书,这确实能看出工作的价值。但好多人坐在办公室里就是摸鱼混日子,看似忙忙碌碌,其实啥也没干,这种工作,有啥美德?更不用说那些做传销的、电话诈骗的,有啥美德?做家务、带孩子,不是工作,它没有价值吗?做公益、当志愿者,也没有收入,它不算美德吗?

谁告诉你全民基本收入会养懒人?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按照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只有失业者才能获得救济。假设一个人失业后能领到2000元的失业保险金。那如果每月工资低于2000元,失业者是没有动力接受新工作的。

好,按照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呢?假设每个人无论是否失业,每个月都会获得1200元的基本收入。如果有人是失业者呢?再多加800元的失业保险金。那只要每月工资在800元以上,失业者就会接受新的工作。

这一比较,你就能看出了,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和设想中的全民基本收入,到底哪个更有助于激励人们工作?

你再猜猜。这种倒逼失业者去找工作的思路,是谁提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概念有意思的地方。不仅左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和托宾支持全民基本收入,右翼的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也都支持。

 

#4

Part Four

再猜一下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有人会说,这不公平,凭什么收了有工作的人的税,去补助那些不工作的人。 

好,那你再想想,为什么你能通过工作获得收入。你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上班了啊,我花了时间和精力,我努力工作了啊。 

把自己的收入,全部归于个人努力,这是一种幻觉。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乔治·科尔是率先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学者之一。他说:“当前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当前努力和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

怎么理解这句话?比如说,我写书能赚版税,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在键盘上敲出来的。这不算我自己的努力吗?还真不算。我打字用的是一台MacBook Pro。要是没有苹果,我自己再努力,也不可能造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啊。把我的书印出来,要用到纸张。造纸需要纸浆,纸浆的原料就有木、麻、苇、竹,那都是大自然中的资源啊。

再往深处想,我的书之所以能写出来,还得益于帮我寻找采访线索的热心朋友,帮我查找资料的助理,帮我做宣传推广的小伙伴,还有,我得感谢所有指导过我的专家,所有教过我的老师,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赚取的大部分收入并非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是归功于许多人一起付出,凝聚而成的社会资本以及我们用掉的自然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质是一种社会礼物。我从中收获了,当然要反馈社会。

 

#5

Part Five

这些道理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过去,那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到现在才逐渐兴起呢?

这是因为,未来的社会矛盾可能越来越尖锐,没有全民基本收入,就有可能出现极为糟糕的结局:要么撕裂,要么动荡。

一个大的趋势是,科技的发展将会甩出一大批无事可做的人。农业科技进步了,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工业科技进步了,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现在,服务业的大部分领域也会被科技替代,那么多失去工作岗位的人,你让他们怎么生活?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赎买。其实,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赎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工作岗位。这些新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特点,很多都是来自公共部门。公务员、警察、法官,还有医生、护士、教授、教师、消防员、护林员、清洁工。这是个什么思路?其实就是当社会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之后,创造出一些新的工作岗位来消化掉被甩出去的一大批可能会无事可做的人,于是,社会才能保持稳定,科技才能继续推进。

问题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恰好会淘汰掉很多这些所谓的“白领”工作。所以,这是一个人类遇到的全新挑战。解决这个社会挑战,就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思路是从哪里来的?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我们所说的工作,其实质是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接受雇佣者的指示,完成指派的工作,以此获得金钱收入。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里才有的极为特殊的制度安排。人生苦短,为什么要用时间去换取金钱?这从来就不是人类的天性。人当然都想赚钱,但凭什么必须要通过服从他人意志,接受既定的规则,把自己变成一颗螺丝钉才能赚到钱?所以,工作伦理那些玩意儿,都是编出来骗你的。

敢于想象不可想象的事物,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全民基本收入,很可能会像公共教育、失业救济、养老保险一样,从一种异端思想变成社会的制度基石。

 

(配图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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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何帆

738篇文章 27天前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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