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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穷人该怎么办

何帆

30年报告

本文节选自何帆老师的《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

01 穷人家的孩子怎样逆袭

有一位青年读者兴冲冲地给我留言:老师,我年收入40万元,算成功人士了吧。我一盆冷水兜头泼过去:你算刚刚脱贫。我要请这位读者原谅我的无理。一个年轻人能够年收入达到40万元,确实不容易,但是,朋友,我说的也没有错,你和我一样,在那些超级富豪的眼里,只能算是穷人。

像我这样生于70年代的人,不能抱怨太多。我们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一路顺顺利利地读书读到博士。我们用过粮票,但没有体会过那种天天饿肚子的感受。我们要上学,父母根本不需要去托人找关系。我们要找工作,好像也没有遇到太多的竞争压力。只要你勤奋、努力,就能沿着事业的台阶一级级上升。拼爹?听都没有听说过,想都没有想过。我父母是医生和教师,他们一分一毛攒下来的钱,在经历了多年通货膨胀的洗礼之后,已经剩不下多少购买力了。我们真的是靠自我拼搏的一代。 

但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该怎么办呢?社会阶层变得日益板结,底层无数有理想、有才华的年轻人,该怎样逆风而行、拾级而上?

过去,通过社会阶梯向上爬的最佳渠道是靠学习。学习这件事情,靠天分,但更靠毅力和刻苦。我小学四年级之前,是在一个县城的小学上学,教室的窗户玻璃破了,就用硬纸板订上。五年级,我转学到了省城,而且进了省城里最好的小学。你猜怎么着?我在省城的小学的成绩排名,比在县城小学更靠前!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到现在还能发生吗?第一,你怎么从县城转学到一线、二线城市呢?第二,就算你转到了大城市,你怎样才能考入当地最好的小学呢?第三,就算让你上学,你还能考得过大城市里的孩子们吗?教育能改善社会流动性吗?过去能,现在恐怕不行了。这么多年了,教育体制没有太大的起色,我以前很生气,现在看开了,懒得生气了,实在看不过去,就自己教孩子呗。当然,教育部门一天到晚改革,忙得也是不亦乐乎。搞个素质教育吧,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吧——这都是在瞎折腾。教育不仅不能提高社会流动性,反而成了固化社会阶层的强大力量。加试英语口语,好不好?当然好,但你要是在北京、上海,很容易就能给孩子找到外教,这不是欺负农村的孩子吗?我要是一个山沟里的孩子,哪里见过什么外教——我只听过鸟叫。让孩子们做个PPT上台去讲吧。说得轻巧,如果我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买不起电脑,怎么做PPT?

那么,通过通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何?这听起来有些势利眼,但在过去,跨社会阶层的婚姻是比较常见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混杂”有助于淡化阶层间的边界。但是,如今的婚姻变得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配偶间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越来越大:有钱人找有钱人,穷人找穷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原因可能很多。女性的经济地位相对独立,有钱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嫁人获得经济保障。人们对社会阶层的区分更为敏感,更介意与比自己家庭背景差的人谈恋爱。不要说谈婚论嫁,我有一次在小区里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我爸爸告诉我,不要跟其他门洞的小孩子玩,因为我们门洞的房子都是大户型,他们的都是小户型。”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球同此炎凉。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社会上升的通道会逐渐关闭。当这些通道关闭之后,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难,比骆驼过针眼还难。所以,你当然要自己努力。努力上学,努力工作,努力读书,终身学习,不断寻找机会,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 

02 怎样才能帮助穷人

你已经足够努力了,你值得拥有更多,你有权利要求得到更多。要是想帮助穷人,一种办法是从富人那里征税,直接交给穷人,美国就是这种思路,但效果并不理想,而另一种思路则是国家对绝大部分人征税,然后为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就是北欧国家采用的对策。

国家应该努力创造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应该对中小学、学龄前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应该允许教育行业有更多的竞争。国家应该让更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大学、上得了大学。一个更合理的规则应该是: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最好的地方,高考的分数线比其他地方更高,而不是更低。 

国家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穷人比富人更需要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医保、养老金、失业救济。最好的投资,不是修铁路、公路和飞机场,而是为自己的人民投资。  

国家需要做更多。传统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已经无法应对未来日益复杂的挑战,必须通过更多的政策创新,减少不平等带来的痛苦。比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希勒认为,可以考虑推出与收入挂钩的贷款。米尔顿·弗里德曼很早就提出过这一想法。他说,可以给学生提供教育贷款,提前给他们钱,让他们接受教育和培训,然后从其日后的收入中逐渐扣除,直至还清贷款。希勒教授认为,随着相关数据越来越翔实,完全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型的贷款,灵活地根据借款人的新的经济地位不断地调整其债务。我们也可以设想出一个机制,即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一个社会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的上限,一旦达到这一上限,就会启动一套相应的税收制度,税率会更灵活地调整,形成一种内在的自动矫正机制。

是的,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难。但如果想都不去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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