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乌镇模式-胸中无剑-财新网

2019年，网上一篇非常流行的文章讲到乌镇，这篇文章说，乌镇是假的。用作者阿甘叔的话讲，乌镇的西栅，就是一个收门票的大酒店。西栅是把原住民都迁出去，然后重新修了一座“古镇”。但乌镇的“假”,反而可能是其成功的秘诀。

西栅的酒店档次很高，从门外看不显山不露水，一进去，豪华的程度令人震撼。除了豪华酒店，西栅还有很多民宿。这些民宿的格局大体一样，比如，每一家民宿都是一栋小楼，二楼住人，一楼吃饭。所有的民宿楼，一楼都只有两张饭桌，同样的菜，在整个景区价格一样。经当地朋友推荐，我们到19号民宿吃饭。经营这家民宿的夫妻原本就住在西栅，现在成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员工。我问他们：“既然都是统一管理，客人怎么知道你们做得更好呢?”他们憨厚地一笑：“用心做就好。”如果仔细看，你能看到墙上贴着各种考核和评比的证书。西栅的生意，遵循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理念超前的战略：基础设施力求超配，服务标准严格统一，细节打磨精益求精，大的项目追求“爆品”。

阿甘叔说，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服务质量可控，满足游客的真正诉求。游客当然想到古镇怀旧思古，但他们也要干净的床单、快捷的Wi-Fi(无线上网)。唯其如此，乌镇才能争取到戏剧节、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超级IP(知识产权)落户。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址的时候，要求地理位置距离上海、杭州要近，同时要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要是个古镇。按说，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江南古镇并不少，但只有乌镇能够满足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其他要求：封闭区域，实现绝对的安保；大型国际会议，要有容纳数千人的高规格会议场所；群贤毕至，要有容纳数千人的高级别住宿条件。

理解中国，需要一个“玩具模型”,去掉细节，只看本质。乌镇就是理解中国的玩具模型。或许，中国也是“假的”,而这可能就是中国的成功秘诀。中国也是一个几乎重新建起的“古镇”,中国同样强调顶层设计、宏大战略、超配的基础设施、严格的管理、整齐划一的标准。

但是，这样的理解仍然是片面的。乌镇不是假的，它是复杂的。

乌镇分为东栅、西栅、南栅、北栅。东栅和西栅在景区内，南栅和北栅在景区外。即使只看景区内，东栅和西栅也不一样。

东栅很小。游人如织。一条东市河连通京杭运河，两条古街沿河舒展。北边的旧街，还住着当地的百姓，整条街上还居住着350多户人家，有近千口人。房子都是木结构的，依水而建，楼在水上。临街的门面，仍是那种早上一扇扇拼装，晚上再一扇扇卸掉的木门。很多人家开了门，支个小摊卖货。卖什么呢?随便卖卖好啦：有卖蓝印花布、三白酒、杭白菊、三珍斋酱鸭的，有卖奶酪包、奶茶的，也有卖矿泉水、扇子、雨伞、方便面的。问一声能住宿吗?房东迟疑一下，有点警惕：住是可以住，但要先预约。有的游客住在景区，就能逃掉门票。东栅的生意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散乱、随意、左右逢源、生机勃勃。

你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寓言。西栅很像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快速发展，但看得久了，你会觉得缺少了一些嘈杂、喧嚣的市场气息。东栅更像市场，能够因地制宜，灵活变化，但一眼看去，你也能看出市场经济特有的速生速死、忽高忽低，也能体会到各种不均衡、不规范。

不，这不是一个你熟悉的政府和市场的寓言。虽然西栅的风格很像政府，但它其实是一家企业；虽然东栅的风格很像市场，但它最开始也是政府开发的。东栅原来的管线都被埋进了地下，家家要装抽水马桶，河流要清理淤泥，禁止排污，这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乌镇最早的开发主体是镇政府，等改造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又转由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东栅、西栅其实不过是一个企业的两个产品。

除了东栅和西栅，不要忘了，还有南栅和北栅。

南栅只有一条街，也就是原来镇上最繁华的南大街。和东栅、西栅不一样，这里的房子是原汁原味的老宅子，墙面斑驳，门窗破旧，电线杂乱。有的房子已经人去楼空，变成了危楼。有的房子依稀可见旧时的大家气派。沿街走过去，一样是临水构屋，一样是粉墙黛瓦，一样是老店铺、老作坊：酿酒坊、染布坊、榨油坊……河边偶有几棵古树，树下慵懒地躺着几条狗。开店人家意态悠然，买也好，不买进来看看也好。我问一个卖蓝印花布的阿姨：“你们想不想拆迁?”阿姨说：“当然想了，政府没钱，拆不动了。”再问她：“年轻人还在吗?”她说：“年轻人都出去了。”

知道北栅的人最少。我已经到了北栅，仍不知身在何处。我问几个当地人：“这是北栅吗?”他们正忙着从一辆货车上装卸东西，不耐烦地说：“是，是。”我好奇地看看他们的身后，那是一家老旧的工厂：乌镇篷帆厂。跟南栅相比，北栅的道路更宽，路上的人更少，房子更新，应该是近一二十年盖的，但看起来更败落。但是一拐弯，走进社区深处，就能瞥见昔日繁华的遗迹：一池碧水，映照蓝天。石阶延伸到池塘里。一座旧宅，重檐高翘，雕梁画栋。远处能看到吊车的身影，那是隆源路在改造。虽然一街之隔，却显得格外遥远。

我们不妨复盘一下乌镇的故事。首先是东栅的改造。东栅是一个突变，而这个突变是因为东栅受到一次意外的冲击。1999年的大年初一，乌镇有个村民做饭的时候，不慎引起火灾。时任桐乡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向宏被派去善后。陈向宏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安置灾民这件事上，他想得更远，他想彻底改变乌镇的面貌。东栅的旧城改造方案是陈向宏亲手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东栅的改造非常艰难，难就难在这是一件新鲜事当地的居民对各种改造工程颇有怨言。为什么东栅的规模很小呢?因为作为一个试点，它不可能一上来就铺开摊子。

东栅的改造初见成效，这时，西栅的开发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西栅的规模可以扩张?当然是因为东栅的成功赢得了各方更积极的支持。资金多了，自然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为什么西栅的模式不同于东栅?因为东栅的尝试也带来了一些缺憾，与其修修补补，不如从头再建。东栅试点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有助于西栅的扩大和升级。

为什么不把南栅和北栅都纳入西栅?因为开发资金总是有限的。开发的成本，尤其是拆迁的成本已经大大提高。想要一锤定音地“大推进”式开发是不现实的。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只有东栅和西栅重新改造了，那它们就会变成“飞地”。过去，乌镇人也不是没有抱怨过，他们说，景区里面是“欧洲”,景区外面是“非洲”。

怎么办?这一方面靠政府把景区外的基础设施也加以改善，另一方面则靠景区外面的百姓自己寻找发展机会。景区的繁荣，逐渐带动了镇区。比如，现在最红的民宿，其实不在景区里面，而在景区外边。最早，在西栅景区墙外的慈云路，有很多利用居民的回迁房搞起来的民宿。一传十，十传百，景区外边的民宿就红火起来。新建的民宿更有格调，比如有一家民宿叫“那年晚村”,游泳池、草坪、可以烧烤的露台，一应俱全，还有一家民宿叫“半望山·问心”,居然是摩洛哥建筑风格，如果来这里拍照，可以假装是在国外度假。

那么，是不是未来的南栅和北栅会变成现在的东栅和西栅呢?那也未必。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一片森林森林中有高大的乔木，有低矮的灌木，有缠绕在树上的藤蔓，有苔藓和地衣，还有很多死掉的树。你能不能说，只要高大的乔木，其他的那些都不要呢?不能。如果你不接受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这个生态系统就会死掉。即使是森林中那些看起来又脏又乱的枯枝败叶，那些横七竖八的死掉的树，也是有用的：它们为小动物提供了容身之地，为土壤增加了肥力。

东栅、西栅、南栅、北栅，就像是一场戏剧中先后出场、互相呼应的4位角色。东栅像是一个出去探路的人，而西栅很像是一个修路的人。南栅在路边开了一个饭馆，方便过往的行人，它像是一个利用了公路的人。北栅轻易不到公路上走，但它在山上护林。护林就是护路。山上不发洪水，道路就不会被冲垮，北栅实际上像是一个保护公路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潜在的探路者，或是利用公路的人。在乌镇模式里，探路者、修路者、用路者、护路者，缺一不可，而且相互协作，不断转化。

理解了乌镇模式，你才能理解中国。正如乌镇的成功不是规模的扩张就能解释的，中国的成功也不能仅仅用规模优势来解释。

从乌镇这个“玩具模型”回到对中国经济的解释，我们能够看到：先要有一个探路者。这个探路者去做试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个探路者有时候是地方政府，有时候是某个职能部门，也有时候是企业。然后，要有提供基础设施的修路者。在大多数时候，基础设施的提供要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有时候政府的分量更重，有时候企业的分量更重。接着，要有利用这些基础设施的人。无论是在路上跑汽车的，还是在路边做买卖的，都在利用修好的道路。政府、企业、个人都可以在已有的基础设施的平台上，尝试各种新生事物。最后还要有护路的、护山的。虽说探路和修路都很重要，但生态系统更重要，总要有人守候，总要留有余地。允许存在适当的空余，才能保证整个体系更有韧性，更能抵抗猝然降临的风险。

乌镇模式告诉我们：规模效应很重要，而规模效应背后的“复杂红利”更重要。环境越复杂，变化速度越快。乌镇模式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不是一个标准的公式，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太快，所以新物种形成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在复杂红利背后，隐藏着一种演化算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本文节选自何帆著作《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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