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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乌镇模式

 
2019年,网上一篇非常流行的文章讲到乌镇,这篇文章说,乌镇是假的。用作者阿甘叔的话讲,乌镇的西栅,就是一个收门票的大酒店。西栅是把原住民都迁出去,然后重新修了一座“古镇”。但乌镇的“假”,反而可能是其成功的秘诀。
 
西栅的酒店档次很高,从门外看不显山不露水,一进去,豪华的程度令人震撼。除了豪华酒店,西栅还有很多民宿。这些民宿的格局大体一样,比如,每一家民宿都是一栋小楼,二楼住人,一楼吃饭。所有的民宿楼,一楼都只有两张饭桌,同样的菜,在整个景区价格一样。经当地朋友推荐,我们到19号民宿吃饭。经营这家民宿的夫妻原本就住在西栅,现在成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员工。我问他们:“既然都是统一管理,客人怎么知道你们做得更好呢?”他们憨厚地一笑:“用心做就好。”如果仔细看,你能看到墙上贴着各种考核和评比的证书。西栅的生意,遵循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理念超前的战略:基础设施力求超配,服务标准严格统一,细节打磨精益求精,大的项目追求“爆品”。
 
阿甘叔说,唯其如此,才能做到服务质量可控,满足游客的真正诉求。游客当然想到古镇怀旧思古,但他们也要干净的床单、快捷的Wi-Fi(无线上网)。唯其如此,乌镇才能争取到戏剧节、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超级IP(知识产权)落户。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址的时候,要求地理位置距离上海、杭州要近,同时要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要是个古镇。按说,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江南古镇并不少,但只有乌镇能够满足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其他要求:封闭区域,实现绝对的安保;大型国际会议,要有容纳数千人的高规格会议场所;群贤毕至,要有容纳数千人的高级别住宿条件。
理解中国,需要一个“玩具模型”,去掉细节,只看本质。乌镇就是理解中国的玩具模型。或许,中国也是“假的”,而这可能就是中国的成功秘诀。中国也是一个几乎重新建起的“古镇”,中国同样强调顶层设计、宏大战略、超配的基础设施、严格的管理、整齐划一的标准。
 
但是,这样的理解仍然是片面的。乌镇不是假的,它是复杂的。
 
乌镇分为东栅、西栅、南栅、北栅。东栅和西栅在景区内,南栅和北栅在景区外。即使只看景区内,东栅和西栅也不一样。
 
东栅很小。游人如织。一条东市河连通京杭运河,两条古街沿河舒展。北边的旧街,还住着当地的百姓,整条街上还居住着350多户人家,有近千口人。房子都是木结构的,依水而建,楼在水上。临街的门面,仍是那种早上一扇扇拼装,晚上再一扇扇卸掉的木门。很多人家开了门,支个小摊卖货。卖什么呢?随便卖卖好啦:有卖蓝印花布、三白酒、杭白菊、三珍斋酱鸭的,有卖奶酪包、奶茶的,也有卖矿泉水、扇子、雨伞、方便面的。问一声能住宿吗?房东迟疑一下,有点警惕:住是可以住,但要先预约。有的游客住在景区,就能逃掉门票。东栅的生意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散乱、随意、左右逢源、生机勃勃。
你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寓言。西栅很像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快速发展,但看得久了,你会觉得缺少了一些嘈杂、喧嚣的市场气息。东栅更像市场,能够因地制宜,灵活变化,但一眼看去,你也能看出市场经济特有的速生速死、忽高忽低,也能体会到各种不均衡、不规范。
 
不,这不是一个你熟悉的政府和市场的寓言。虽然西栅的风格很像政府,但它其实是一家企业;虽然东栅的风格很像市场,但它最开始也是政府开发的。东栅原来的管线都被埋进了地下,家家要装抽水马桶,河流要清理淤泥,禁止排污,这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乌镇最早的开发主体是镇政府,等改造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又转由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东栅、西栅其实不过是一个企业的两个产品。
 
除了东栅和西栅,不要忘了,还有南栅和北栅。
 
南栅只有一条街,也就是原来镇上最繁华的南大街。和东栅、西栅不一样,这里的房子是原汁原味的老宅子,墙面斑驳,门窗破旧,电线杂乱。有的房子已经人去楼空,变成了危楼。有的房子依稀可见旧时的大家气派。沿街走过去,一样是临水构屋,一样是粉墙黛瓦,一样是老店铺、老作坊:酿酒坊、染布坊、榨油坊……河边偶有几棵古树,树下慵懒地躺着几条狗。开店人家意态悠然,买也好,不买进来看看也好。我问一个卖蓝印花布的阿姨:“你们想不想拆迁?”阿姨说:“当然想了,政府没钱,拆不动了。”再问她:“年轻人还在吗?”她说:“年轻人都出去了。”
知道北栅的人最少。我已经到了北栅,仍不知身在何处。我问几个当地人:“这是北栅吗?”他们正忙着从一辆货车上装卸东西,不耐烦地说:“是,是。”我好奇地看看他们的身后,那是一家老旧的工厂:乌镇篷帆厂。跟南栅相比,北栅的道路更宽,路上的人更少,房子更新,应该是近一二十年盖的,但看起来更败落。但是一拐弯,走进社区深处,就能瞥见昔日繁华的遗迹:一池碧水,映照蓝天。石阶延伸到池塘里。一座旧宅,重檐高翘,雕梁画栋。远处能看到吊车的身影,那是隆源路在改造。虽然一街之隔,却显得格外遥远。
 
我们不妨复盘一下乌镇的故事。首先是东栅的改造。东栅是一个突变,而这个突变是因为东栅受到一次意外的冲击。1999年的大年初一,乌镇有个村民做饭的时候,不慎引起火灾。时任桐乡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向宏被派去善后。陈向宏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安置灾民这件事上,他想得更远,他想彻底改变乌镇的面貌。东栅的旧城改造方案是陈向宏亲手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东栅的改造非常艰难,难就难在这是一件新鲜事 当地的居民对各种改造工程颇有怨言。为什么东栅的规模很小呢?因为作为一个试点,它不可能一上来就铺开摊子。
 
东栅的改造初见成效,这时,西栅的开发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西栅的规模可以扩张?当然是因为东栅的成功赢得了各方更积极的支持。资金多了,自然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为什么西栅的模式不同于东栅?因为东栅的尝试也带来了一些缺憾,与其修修补补,不如从头再建。东栅试点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有助于西栅的扩大和升级。
为什么不把南栅和北栅都纳入西栅?因为开发资金总是有限的。开发的成本,尤其是拆迁的成本已经大大提高。想要一锤定音地“大推进”式开发是不现实的。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只有东栅和西栅重新改造了,那它们就会变成“飞地”。过去,乌镇人也不是没有抱怨过,他们说,景区里面是“欧洲”,景区外面是“非洲”。
 
怎么办?这一方面靠政府把景区外的基础设施也加以改善,另一方面则靠景区外面的百姓自己寻找发展机会。景区的繁荣,逐渐带动了镇区。比如,现在最红的民宿,其实不在景区里面,而在景区外边。最早,在西栅景区墙外的慈云路,有很多利用居民的回迁房搞起来的民宿。一传十,十传百,景区外边的民宿就红火起来。新建的民宿更有格调,比如有一家民宿叫“那年晚村”,游泳池、草坪、可以烧烤的露台,一应俱全,还有一家民宿叫“半望山·问心”,居然是摩洛哥建筑风格,如果来这里拍照,可以假装是在国外度假。
 
那么,是不是未来的南栅和北栅会变成现在的东栅和西栅呢?那也未必。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像一片森林森林中有高大的乔木,有低矮的灌木,有缠绕在树上的藤蔓,有苔藓和地衣,还有很多死掉的树。你能不能说,只要高大的乔木,其他的那些都不要呢?不能。如果你不接受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这个生态系统就会死掉。即使是森林中那些看起来又脏又乱的枯枝败叶,那些横七竖八的死掉的树,也是有用的:它们为小动物提供了容身之地,为土壤增加了肥力。
东栅、西栅、南栅、北栅,就像是一场戏剧中先后出场、互相呼应的4位角色。东栅像是一个出去探路的人,而西栅很像是一个修路的人。南栅在路边开了一个饭馆,方便过往的行人,它像是一个利用了公路的人。北栅轻易不到公路上走,但它在山上护林。护林就是护路。山上不发洪水,道路就不会被冲垮,北栅实际上像是一个保护公路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潜在的探路者,或是利用公路的人。在乌镇模式里,探路者、修路者、用路者、护路者,缺一不可,而且相互协作,不断转化。
 
理解了乌镇模式,你才能理解中国。正如乌镇的成功不是规模的扩张就能解释的,中国的成功也不能仅仅用规模优势来解释。
从乌镇这个“玩具模型”回到对中国经济的解释,我们能够看到:先要有一个探路者。这个探路者去做试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个探路者有时候是地方政府,有时候是某个职能部门,也有时候是企业。然后,要有提供基础设施的修路者。在大多数时候,基础设施的提供要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有时候政府的分量更重,有时候企业的分量更重。接着,要有利用这些基础设施的人。无论是在路上跑汽车的,还是在路边做买卖的,都在利用修好的道路。政府、企业、个人都可以在已有的基础设施的平台上,尝试各种新生事物。最后还要有护路的、护山的。虽说探路和修路都很重要,但生态系统更重要,总要有人守候,总要留有余地。允许存在适当的空余,才能保证整个体系更有韧性,更能抵抗猝然降临的风险。
 
乌镇模式告诉我们:规模效应很重要,而规模效应背后的“复杂红利”更重要。环境越复杂,变化速度越快。乌镇模式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不是一个标准的公式,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太快,所以新物种形成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在复杂红利背后,隐藏着一种演化算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本文节选自何帆著作《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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