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不过是几个偏僻的乡下人相信的异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几个月之后，总共只有120名基督徒。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初，基督徒的数量已经相当壮观。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基督徒的数量作了估计，结论是在大约公元300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达到罗马帝国人口的1/20甚至1/10,大约在500万~750万人左右。按照这个估计，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基督徒的人数以每十年40%的速度在增长。尤其是在公元2世纪中期到3世纪初期的大约五十年时间内，基督徒的人数迅猛增长。正是由于基督徒的人数浩浩荡荡，才使得罗马皇帝逐渐调整了其宗教政策，从迫害和歧视基督徒，转为容忍甚至推崇基督教。

 

这些新的教徒为什么会从基督教中得到自己的信仰?按照传统的解释，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穷人和被罗马帝国征服和压迫的民族会更倾向于在宗教中找到心灵的寄托。但是，历史学家发现，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往往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而且，这一发现和其他宗教的起源也有相似之处。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大多数是特权阶层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投靠新的宗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对过去的宗教感到厌恶。是的，他们确实比其他社会成员有更多的特权，但是其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要超过社会底层的人们。比如说，基督教的兴起最早是从希腊化的犹太人中出现的，他们分布广泛，尽管很多人已经比较富有，但是所到之处，仍然受到本地人的排挤；上流社会的妇女也是最早信教的社会阶层之一，她们尽管生活富足，但是精神却长期受到压抑。

 

更有意思的是，瘟疫的流行和基督教的兴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元165年，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横扫整个罗马帝国，大约有1/4甚至1/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就连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也无法幸免于难。公元251年，又一次规模更大的瘟疫袭击了罗马帝国，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城一天就有5000人死亡。在突如其来的浩劫面前，人的生命如同芦苇一样脆弱。目睹亲人和朋友染病死去，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追问，我们之所以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科学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哲学则在无力地诡辩，说什么美德正在消散，社会已经堕落。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McNeil）所说的，“基督教是一个包含了思想和感情的体系，完全适合于动荡的年代”。当时的一个主教对信徒们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磨炼，而非真正的死亡……那些蒙主恩召的弟兄已经离开世界，得到了自由。他们离开了我们，却在为我们领路。”这样的教导制止了恐慌和绝望，使人们心灵温暖，而且给予了人们继续上路的勇气。

 

基督徒所做的甚至远胜这些。在瘟疫爆发的时候，基督徒不顾自身安危地照顾病人，甚至为了给死者准备一场体面的葬礼，毫不保留地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和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著名的医生迦林却在瘟疫刚刚爆发时，就匆匆忙忙地逃跑了，直到瘟疫结束才从乡下回来。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上帝爱世人，世人也必须彼此相爱，这样才能使上帝喜悦。这样一种饱含了爱和慈善的教义，对于当时人人自危、嘲讽一切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撼。对于异教徒来说，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爱世人”是荒唐可笑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信仰的那些神，都是有明显性格缺陷的：暴戾、欺骗、嫉妒、反复无常，对世间的人类是藐视和嘲讽的，既然他们是神，就根本不会关心尘世的事情。怜悯在异教徒那里不是美德，而是缺陷。他们认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只有没有用的人才需要怜悯，但是没有用的人只配被驱逐出去。当瘟疫降临的时候，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已经被苦难压垮，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被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抛弃。垂死的人倒在路边，没有人会多瞧一眼。但是，即使是对病人进行最基础的护理，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比如，即使能够给那些垂死的人提供一些水和食物，他们也可能会从虚弱中慢慢恢复，而不必悲惨地死去。由于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基督徒在瘟疫中的生存率最高，这无形中提高了基督徒的威信，那些受到基督徒照顾生存下来的异教徒更容易加入基督教，因为他们原来的亲人已经死去，原有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束缚减弱。

 

罗德尼·斯塔克说，“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激发并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想象一下罗马竞技场中兴致勃勃地看狮子吃人的那些观众，就可以知道当时人性的沦丧程度了。基督教带给人们的礼物，是让人们重新找回了人性。

 

本文节选自何帆著作《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