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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全球化的退潮。即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也认为,美国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走出危机的阴影。最悲观的预言可能是罗杰斯,他说,指望美国复苏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于是,他带着女儿定居到了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是和IT(信息技术)革命分不开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讲述的就是IT革命对生产方式乃至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如今,IT革命已经式微,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拯救美国经济,那就只有再爆发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技术的突破会发生在哪个领域?可能会是在环保、新能源,也有可能是新型材料,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生物技术和医疗革命。如果生物工程能够出现商业化的契机,医疗技术能够出现突破性的革命,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0世纪初期,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过45岁,但是到如今,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但是,困扰西方社会的一大难题就是人口老龄化。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地出售,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的出生率曾经有过一次井喷式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婴儿高潮”,但结果是,那一代人的数量既比其父辈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急剧增长。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
 
老龄化现象加剧
 
如果年轻人的人口总是多于老年人,如果经济能够一直保持增长,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就能顺利地运转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超过了年轻人,而且一旦退休的人多,干活的人少,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放缓。这时候,社会保障体系就变成了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更为棘手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国家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能够有勇气和魄力作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但一个老年人居多的国家,很难再作出调整。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过去二十年,日本走马灯式地换政治领导人,但没有一届政府能够拿出像样的改革方案。日本这个国家,恐怕真要日薄西山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政府政策,一是征收更高的税收或增加更多的社会保障支出,但这将带来更高的财政赤字;二是减少退休福利,但这在政治上是很难实行的。唯一的希望可能是出现突破性的生物工程和医疗技术的创新,人们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将释放出来巨大的潜在劳动力,困扰西方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很可能会得到缓解。
 
不过,即使找到了长寿药,各国仍然会面临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冲击。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则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
 
如果发达国家变成了老龄化社会,谁来为这些老年人打工?谁来服兵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补充更多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欧洲则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据估计,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数的20%。一个笑话说,有个外国游客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美国小城买东西,跟小店的老板讲英语,小店的老板马上很不高兴地说:“讲西班牙语!这里是美国!”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穆罕默德”已经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排名第5,鹿特丹人口的40%是穆斯林。到2015年,俄罗斯军队中一半以上的士兵会是穆斯林!
 
到时候,车臣战争会怎么打呢?
 
移民的涌入
 
即使欧洲不会被“伊斯兰化”,也会被“非洲化”。移民的涌入从经济上给西方国家增加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埋下了内部冲突的地雷。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可以周游世界,但劳动力却只能困守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会从全球分工中受到损失,因为很多工作,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会消失。但是这些工人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能够购买到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多样的商品。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将是复杂的。当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容易成为出气筒的就是外国的劳工和外来的移民。结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很容易抬头。种族之间的隔阂是很难用政策消融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号称是“大熔炉”的国家,即使共同生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猜忌乃至敌意都难以化解。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龄化又带来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举棋不定,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渗透到国内政治的分歧分化,这会从根子上动摇发达国家赖以立国的社会契约。
 
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往往经济相对落后、政局不稳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青少年人数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但是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地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人类历史上风云动荡的时候,往往都出现了青少年人口的激增。据说,基督教的新教改革就是历史上青年运动的典范之一,而20世纪20年代青少年人数的迅速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1950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只有300万,如今已经增加到1500万,到2050年就会超过5000万。巴基斯坦的人口也将从今天的1.58亿增长到2050年的3.05亿。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办法为新增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生育率低下
中国也未能置身局外。为了保证人口的自然增长,每个育龄妇女平均应生育1.7~2.1个孩子,但是,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十年低于这一水平。中国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是“未富先老”。200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1%,到2030年,这一比例就会上升到24%。调整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中国的人口变化还会遇到的一个独特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调。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比例为117:100,有的省份甚至高达135:100。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4000万。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地位到那时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到了那时,就不是“女为悦已者容”,而是“男为嫁已者容”了。男孩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争夺稀缺的女孩资源。可以设想,在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男孩子仍然可以找到配偶,比如他们可以从比自己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娶走女孩,但是在婚姻市场上受到最大歧视的一定是社会地位最低的家庭中的男孩。这些男孩的经济收入最低,甚至可能没有工作,社会地位最低,很可能处处遭人白眼。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况:有那么多穷困的男孩,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老婆、没有家庭、没有希望、没有慰藉。社会抛弃了他们,他们就会抛弃这个社会。
 
狂野地预测一下未来的世界:五十年之后,欧洲将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美国将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总统,日本将沦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将会成为男用化妆品的最大消费市场。
 
本文节选自何帆著作《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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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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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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