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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到服务:谁是未来经济的关键引擎?

——四位专家纵论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对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未来十年,面对新的全球经济变局,中国迎来了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性看待工业与消费之间的发展关系,对于处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转型期的诸多问题至关重要。
 
回顾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不禁好奇:从工业化高峰期到如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趋势?与全球相比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展望未来,我们不禁要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提振增长动能中二者怎样联动?
 
围绕上述问题,最近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的“安泰·问政”系列讲座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展开了深入讨论。
 
每经记者 梁宏亮 每经编辑 王可然
 
张斌: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
 
把时间拉长来看,不同经济时代都具有独特的经济画像。整个农业时代,人均GDP周而复始的循环之后其实没什么增长。到了工业时代,人均GDP、人均生产率像坐火箭一样上去了。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很多国家贸易顺差也很高,这是工业化时代,特别在工业化高峰期能够看到非常典型的事实。
 
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经济画像是什么?从GDP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高歌猛进阶段已经过去,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从生产结构来看,在工业化的高峰期,工业部门增长速度最快,2012年以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持续慢于服务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支出结构来看,投资率在工业化高峰期持续上升,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
 
我们如果看其他高收入国家在类似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普遍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现象背后有着贯穿的线索。变化起点是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结构升级。当消费支出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结构自然而然也会发生变化。对传统的制造业产品消费需求下降后,其实我们还有新的需求,要消费升级,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更多转向服务。转向服务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消费支出都会增加,且仅限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不光是中国这样,发达国家也这样。
 
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其实你看总的需求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即便是整个消费转向服务了,这些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增长速度甚至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什么样的服务增长快?科研、教育、医疗、金融、商业服务,这些人力资本比较密集的服务增长得更快。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不光是为了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同时要满足制造升级的需要,制造业升级同时也是需要那些教育、科研包括商业服务,制造业也需要这些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过去这些年里,一个行业的增长速度跟行业里人力资本密集度是高度相关的。一个行业里面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行业的增速也更高。
 
需求端的结构变化会导致供给端的结构变化,供给端的结构变化指向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关的还有一个连锁反应的是从城镇化到都市化。
 
劳动力在竞争,企业在竞争,城市也在竞争。在城市竞争过程中,大都市有更高的密度,更大的多样性,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成本也更低。当你看到更多的差异性以后,就更能够激励你学习的欲望。
 
大都市还能够让你得到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寿司店师傅,在一个四五线小城市未必能找到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但你到了大都市,这方面的人力资本就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中国有没有过早去工业化,大家比较关注。中国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动作,跟高收入国家的经历是高度一致的,跟拉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拉美人均收入才五六千,工业增加值占GDP的峰值不超过30%,就开始去工业化了。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转型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制造业份额峰值与高收入国家经历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不光看转型的时点,还要看转型之后表现怎么样?从研发环节、生产环节到产品环节来看,中国制造业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产业升级情况还是不错的。工业化高峰期之后的后十年,制造业部门的份额占GDP的份额比,日本占30%,德国也大概30%,美国可能低一点,发达国家平均下来是30%,中国正好也是30%。中国在工业化之后这十年的变化,整个制造业在GDP的占比也是非常标准的,不光转型没有早,转型之后这十年的变化轨迹虽然也过了工业化高峰期,工业部门还是很重要,不要轻视工业部门,这个我想没有任何疑问。但是,未来工业部门的升级靠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想一下农业部门的升级靠的是什么?农业部门的升级靠的不是农业部门内部去怎么使劲,靠的是工业。工业部门起来了,农业部门才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产生产,才能真正有质变,原料、化肥、农用机械、育种其实都是制造业里搞的。
 
同样的道理,制造业部门想升级不是在制造业内部打转,靠的是服务。从最前端的基础教育、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到后端的商业模式,各种各样商业服务的支持,这些是支持制造业升级根本的依托。
 
我们制造业以后要升级,不是把制造业份额做得更大,而是把服务业提升上去。服务业提升上去之后,对制造业升级是提供支持的。制造业越进步,效率越高,制造业份额应该越低才对,因为你用越低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足够满足国内的需求。
 
生产型服务业很重要,消费型服务业难道不重要吗?
 
城市生活方式离不开消费型服务业。大家想象一种状态:只有工业化的生产,没有城镇化的生活,工业化还能不能走下去?没有现代城市生活提供的消费需求,工业品卖给谁?不能光想着生产端的效率提高,同时要想到必须有人买才行。不可能全部都到国际市场,必须要有国内市场。城市生活方式本身提供了持续而且不断扩张的消费工业品需求,带动工业品需求的扩张,同时带动工业部门的增长。
 
如果我们的消费型服务业能更好发展,基本的公共服务做得更好,接近3亿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他们的工业品消费会有持续提升,消费种类有持续扩张,对我们工业部门是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都很重要。
 
何帆:关注国内出现的新增长极
 
很多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一线城市、大都市里才会有。
 
中国现在有很多三线四线五线的县城,县城只能发展服务业反而发展不了制造业,只是它的服务业跟你的服务业不一样。同样是奶茶,大城市定价比较高、品种很多。当然有的奶茶也实现了全国所有的县城完全覆盖,所以县城有县城的服务业。
 
服务业是不是一定要在大城市做?当我们强调服务业种类和服务业高端的时候,必须要在一线城市。但是当用更低廉的价格提供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服务,可能在小城市也能活。
 
我能看到的是,中国城镇化的格局这几年有一点变化。原来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长三角、珠三角,而且越来越集中。那个时期基本上看到内地在衰落。但是那个时期基本上在2000年到2010年,中国加入全球化发展最快的时候。
 
你到西安、兰州、武汉、郑州,他们可能都会告诉你最近有一个重新振兴。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在2008年以后。这次人口普查,看到成都的人口比深圳人口还多,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内地种子在崛起,尤其是省会城市在崛起。
 
我跟张斌都是河南人,郑州有个老乡跟我说赶紧回来看看吧,我们郑州未来目标是变成长江以北第二大城市。我心想,郑州太熟悉了,怎么可能变成长江以北第二大城市?后来我把过去3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表拿来看——原来排在郑州前面的西安、济南、哈尔滨都被甩在后面了。现在,郑州距离这个宏大的目标还有两个巨大的“拦路虎”,其中一个是青岛,但是青岛的GDP和郑州差不多了。
 
我个人觉得,一线城市的发展潜力由于人为限制没有完全释放,但是同时不能忽视中国的格局在出现变化,会出现新的增长极,他们的增长速度可能还会更快。
 
县城现在变成了农村人口集聚地,因为公共服务在县城,医院在县城,学校在县城。服务业发展也好、城镇化发展也好,中国会更复杂。不是一个故事,会有几个不同的故事在发生。
 
陈宪:重新认识制造和服务关系
 
按照现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服务业占比确实是很低的。上海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发现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很低。
 
这里面也和张老师刚才讲的有关。那时候中国很多工业投资的回报效益下降了。当时一位经济学家在大力呼吁发展服务业,说要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地方政府都要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发展服务经济,这就出问题了。
 
当时,一些地方也去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到现在,有的地方经济已经受到了影响,也就是我们讲的空心化。工业不行了,又没有发展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所以服务也没有发展起来。
 
张老师抓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把起点定在消费上升、收入的增加,慢慢地服务业发展起来,我觉得是他的分析逻辑。这和我们现在发展逻辑是很吻合的。
 
当然,我刚才也提到服务的统计。因为统计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统计的体系中国与现在国际上许多地方确实是没有完全结合的。以建筑业举例来说,按照WTO对服务业的分类,建筑业被放在服务业中。而中国建筑业还是放在工业里。在统计局的统计里,工业包括建筑业和制造业,从大的第二产业来讲,四大部门里也有建筑业。
 
很多西方国家把建筑业作为服务业。他们认为房子是不可移动的,而产品都是移动的,不可移动就是提供服务的。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用就业数据,这个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建筑业的就业在中国是不是也被统计在工业制造业里?
 
按照现在现行的制造业、服务业的统计,怎么反映经济现实,确实是有一定的滞后。当然一个更好的统计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问题必须看到,统计对服务的反映,对结构的反映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些年,智能化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怎么重新认识制造和服务的关系?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是一个序数,认为这是产业往高端走,从第一个农业到第二个制造,然后到了第三产业服务。
 
但智能化的发展,使很多智能服务都依赖于很强大的制造。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这些服务是没法提供的。所以智能化发展提出一个问题,怎么重新认识制造和服务的关系?而不再按照原来线性的认识。
 
拿手机来说,制造手机出来以后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服务。但是,怎样能够把提供这些服务的平台和工具制造出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怎么以更好的事实经验去做研究,值得我们思考。
 
奚锡灿:推进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
 
正如张老师在讲座中提到的,从定量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真正的短板其实出现在服务业。我和上海交大陆铭、钟粤俊最新的研究表明,这跟我们中国城镇化水平和人口集聚不足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刚才张老师提到,实际上,服务业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这是因为,大城市有集聚效应。这个集聚效应可能体现在生产上,你更容易学习到新的技术,更容易有正向的溢出,可以更容易地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拥有更高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这与服务业在消费上的特性也是有关系的。服务产品跟制造产品有个重要的差别:服务业产品很难贸易,通常只能通过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来完成。因此人口密度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就拿上海跟我国的小城镇相比,上海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提供琳琅满目的服务业产品。仅以餐饮为例,在上海,我们能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就找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风味。如果你住在小城镇里,就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这一切,除非你坐飞机来到上海。但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但制造业不一样,制造业产品可以卖到世界各地,你就算居住在小城镇里,也能通过快递购买世界各地的制造业产品。
 
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城镇化政策的导向上都是偏向农村、偏向中小城市。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过度分散在人口密度太低的地方。人口密度太低,发展服务业就没有比较优势。我也很赞同刚才陈老师说的,我们不是说任何地方都要发展服务业,在任何地方都要设定一个服务业占比的指标,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们有中心大城市,就有外围城市和乡镇,中心城市跟外围地区的产业分工是不一样的。中心城市在服务业上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因此更容易发展服务业。
 
所以,当生产资源像摊大饼一样往各个地方摊开的话,整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就会偏低。另外,我们大概有3亿农民工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里。一方面,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去享受城市里的服务产品,同时也基本上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两个因素使得这些人虽然在城市部门工作,但是却没有享受城市部门的服务业产品。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匡算,如果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和人口集聚,能够达到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同等水平,那么我们服务业的在宏观经济中地占比大概能增加3~5个百分点。
 
文章来源于《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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