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何帆：我是怎样研究变量的-胸中无剑-财新网

2021年1月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如期出版了30年报告系列的第三本《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简称《变量3》）。

每一年，他会用一本书来记录当年的调研成果，以副标题来串接历史。2018年副标题的关键词是“小趋势”；2019年是“经济基本盘”；2020年是“本土时代”。

针对2020年的热词“内卷化”，何帆更愿意用“本土时代”来确切表达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动向。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变量涌现，但是如何从众多的变量中找出核心变量，并且凝练成当年的核心词，这很是考验学者的慧眼。

何帆是一个把双脚插入大地的学者。早先他从事政策研究，给政府部门做内参，到各地调研是家常便饭。猪肉涨价时，他去看农民养猪；去产能时他去煤钢企业考察；温州企业出口遇阻时，他置身企业家中间。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唯有躬行践履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

然而，写内参与创作大众经济读本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后者，他要把理论转化成为大众语言，还要厘清读者似是而非的认知。

作品是一位学者一段时间的思想总结。一部分人感兴趣的是作品给出的结论，一部分人好奇的是学者创作的方法论，怎样的思维方法才发酵出当前的结论，而这样的思考过程才是与学者共读的乐趣。

何帆教授在接受《商学院》杂志专访时，带领记者走进创作的幕后，一同体验他的思维乐趣。

源起方法论

要从众多的变量中找到核心变量，何帆有一套方法论。

调研首先从问题的设计开始。因为答案是未知的，所以问题也必须是开放式的，以便从访谈对象提供的线索中寻找蛛丝马迹，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设计好问题后，接下来是围绕问题展开第一轮的访谈。

如果研究的是某个行业，何帆会将第一轮的主要访谈对象设定为业内专家、学者、主管部门和龙头企业。这轮采访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能够准确地描摹出行业图景，二是通过被访对象具体的案例描述，找出有价值的线索。

在《变量1》中，何帆曾经想做一个造车新势力的话题。起先他考虑为电动车贴上新生力量的标签，联系了几家“造车新势力”企业，同时团队还访谈了一些传统的车企，随着对汽车行业的深入，他突然发现原先的判断可能是不对的，高估了互联网的力量，低估了传统车企的力量。最后，他把基于事实的观察写成了《老兵不死》。

这篇文章与预设的方向完全相反，最后呈现的主题是，即使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也必须向传统产业学习。沿着这一思路，团队又去采访了电竞行业，结果亦是殊途同归，业界人士告诉他，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向传统的体育竞技产业学习。

对此，何帆在修正调研方法论时强调，“不能预设立场”。

第二轮访谈始于第一轮访谈获得的线索。何帆与研究团队要去现场观察、验证、核实。在核实的过程中，还要去问一下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合作伙伴，通过多个渠道来印证线索是否属实，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代表性。

当事实与最初的设问不一致时，需要调整访谈方向，修正原先的判断。

新闻记录的是事实层面的内容，但有时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清楚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这就需要研究者进行提炼，分析事实背后的逻辑，从而创造附加值。比如瑞幸咖啡造假的底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当初看起来成功的模式最后却落败？“研究者要把视野放宽，从全球经济、国内政策、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偏好等各个维度观察，最后的调研结果一定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读者在阅读《变量》时，能够透过故事看本质的“爽感”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轮访谈围绕核心故事展开。何帆强调，这时的研究者更像记者或是作家，需要将自己融入到当事人的场景中，一起生活，一起体验周边的环境，感受人物的性格。一些细节需要请当事人回忆。

何帆是宏观经济学教授，然而在调研中，他充分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何帆在《变量3》中将网络作为一章展开书写。疾病的传播受到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仰赖于网络关系。基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何帆看到的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当天下承平之时，农村经济会通过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跟遥远的市场，甚至国际市场连接起来；当天下动荡之时，农村经济又会退守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体系。何帆在书中写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当外部世界变得更加动荡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好地建立一个强联系的小网络，随时保持和大网络的连接。”

把人放到网络中观察的好处是，何帆可以交叉验证访谈中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一方面，调研者要听企业家怎么说，另一方面要看员工怎么谈论老板。员工是众口一词地夸赞领导，还是下级用平等的口吻与上级谈话，从中能清楚地了解企业宣称的文化与实际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何帆也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用到调研中。人类学研究注重与被调研对象生活在一起。

同样在《变量》系列书中，处处可见何帆亲历现场，与重型卡车司机走一次长途运输，感受涂鸦者创作的快乐和被驱赶的刺激……中国的复杂性为观察者提供了大量原生的素材，如何加工成有质感的材料，则考验观察者的慧眼。

广泛阅读能让人脱离偏颇

到中国的乡村、小镇、经济带做田野调查，并且从中找出核心变量，这一过程宛如穿越一片原始丛林。

从局部、片断式的观察到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何帆见微知著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何帆说，“完整的图景来源于阅读，而且是从广泛的阅读中获得。” 何帆认为，调研未必能够得出有益的结论，调研只是提供素材，研究者要做的是把素材串连，形成叙事，这需要自己的头脑中有一个宏大的图景。

在进行养老产业调研前，何帆大量阅读了有关日本、西班牙、美国的老龄化资料，有了国际化的视角之后，才能看到产业中的共性和差异性。比如日本和西班牙同为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但是日本老人坚持工作，而西班牙老人不愿意工作，究其原因还在于两国福利制度的差异和文化差异。有了国际化的比较，再做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调研时，每看到一个现象，他就会产生联想，“在阅读中，你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做调研时，如果没有知识储备，你看到的不过是个案，而有了知识储备时，一个案例也能启发你做出很多思考。所以阅读很重要，它会帮助你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

广泛的阅读给了何帆置身现场又能抽离而出的能力。当事人通常只关心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学者要学会运用在阅读中获得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偏颇的叙事，将其作为全景中的一块拼图来使用，实现阅读、研究和应用的三级跨越。

乐观的悲观主义很重要

2020年，《叙事经济学》在学界谈论众多。《变量》作为一个叙事性的话题，是时代的产物，但也会和时代产生互动，甚至对未来产生小小的影响。何帆说，“好作品一定是跟这个时代的主题相契合的。我比较自觉地在遵循一个道理，就是你能不能和大多数人产生共鸣，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不能说我的判断就是对的，而是要思考公众的心态。”

从《变量1》到《变量3》，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在这三年备受考验，但是何帆在写作时，始终让作品的基调偏向乐观，“你看伟大的作品80%都是以乐观主义结尾的。你到底是盯着看天黑了，还是给大家指出星光。你的叙事角度不同，给人的观感自然不同。”

何帆说，“那些想寻找答案的人，都想从趋势中获取一些力量。如果一味的悲观就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了。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因为悲观主义者大多是理性的，做事的人大多是乐观主义者，乐观的悲观主义可以将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衡量的尺度

如果从科技的角度把时间线拉长，发现真正改变人类的变量不是计算机，而是电。当我们看问题时，究竟该用怎样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又怎样才能找到核心的变量？

在《变量》系列书中，每一年都会选出当年的关键变量，但这些变量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也许会不再那么重要。瑞幸咖啡造假在当年是大事件，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案例司空见惯。

如何找到关键变量，用什么方法去寻找？何帆说，“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书里，因此一定要找到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根据问题和方法，选择好角度，每年确定五个变量，从而让读者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

有些元素可能会反复出现，比如技术创新，但每次出现时谈的侧重点会不同。何帆在第一年谈技术创新时，谈的是要技术的应用场景，第二年谈的是技术演进路径的多样性。

找到核心变量，也许大数据会有帮助。何帆说，尽管大数据可以精准地预测每个人的行为，但预测的只是每个人平庸的生活。《变量》系列想体现的是新变化。未来趋势是没有办法被大数据预测的，因为会出现很多突变。因此，《变量》系列书中会有很多小故事，就像小数据那样，更有启发性，也更为立体。

《变量1》中何帆调研了位于四川省广元市的山村小学——范家小学。张校长这样的农村老师把教育的劣势变成优势，让一群大山里的留守儿童成为快乐、自信的孩子，让教育回归本质。有人批评说这样的小学在中国才有几个？何帆的答复是，中国很复杂，中国的乡村教育也很复杂，不能把所有的农村学校都看轻。范家小学是一个突变，它表明乡村教育其实是有另一种可能性的。如果大家都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做，这个小趋势以后就可能成为大趋势。“司马迁写《史记》，要看他写什么，不写什么，这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从平凡中寻找不平凡的变量，这是我的切入角度。”

学术，它不是学问

何帆说，有两样东西公众经常混淆——学术和学问。

学术是一个职业，是职业就有专业分工，也有它的行规。从助教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要在这个学术体系里晋升就得发论文，这是职业里的游戏规则。

另一条路叫学问。何帆说，“做学问是因为好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同时知道自己很无知，所以就去问。问得多了，知识渐渐积累了起来，所以学问是问出来的。”

问出来的知识跟学术不同，它更为感性，更具有整体感，但没有办法拆零，所以有得必有失。《变量》系列书的写作过程就是何帆求学问的过程，它可能不算科研成果，但是何帆觉得有意义。

内卷与本土时代

何帆更愿意用“本土时代”来指代当前的变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新冠疫情之后出现了变化。何帆说，“经过2020年，我们发现全球对一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了。”

原来很多人相信的法则碎了，比如对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封号，这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不自由？“如果你是个诚实的学者，或者是个诚实的观察者，这时就要把原来深信不疑的法则先悬置一下，然后再去寻找答案。”

同样，疫情防控如何设置个人隐私和社会安全的边界？这些似乎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以往我们认为被人批评，肯定是哪里做得不对了，但现在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到了‘本土时代’，既然都没有答案，既然全球化出现了退潮，那不妨更多地往内部看，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了解自己才能树立自信。”

何帆定义的“本土时代”不是向后倒退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闭时代，事实上，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阶段。过去的改革是向别人学习，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有标准答案。但是现在只能自己寻找解题方法。从今往后，最大的动力不是从外边借，而是从自我的深处找，发动自己的原生力。

何帆说，“向别人学习，顶多做得跟别人一样。优秀是学出来的，而伟大却是被逼出来的。反而是别人冷落你、嘲笑你的时候才会激发内心的动力。成长的时候朋友并不是必需品，只有当你成熟，别人才会跟你交朋友。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来源：《商学院》杂志2-3月合刊（钱丽娜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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