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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不要每次都重回原点|余永定新书《太阳之下无新事》推荐序

余永定老师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里功力最深厚的一位。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翻译家。余永定从小英语水平就超过同龄人,中学时候就开始阅读英文小说,也读马列原著。顺着马列原著,他又去读了各种各样的哲学、科学著作。在他十几岁的读书笔记里,居然还有一篇关于拉姆齐模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余永定没有大学可读,他读完技校,到工厂里当了电工。在那个年代,他始终以一种令人不可想象的顽强意志,拼命读书,上下求索。用他的话说,他读书只为“拯救自己”。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招聘,余永定考入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他带去的报考材料,有自己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
 
20世纪90年代,余永定从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回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上了所长。我曾有幸当过他的助理,后来又当了副所长,跟着他耳濡目染,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宏观经济学就是跟余永定老师学的,硕士和博士期间各听了一次。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汗颜。余老师喜欢追问一些基础概念,比如总需求曲线为什么是朝下的,零通货膨胀是不是可信,问得我们招架不住。他总是说,基础概念最能考验出一个人的学风和学识。余老师让我们叫他老余。老余在中国经济学界特立独行,相当另类。他在国际学术界,名气远大于在国内学术界,但他总是跟老外吵架,哪怕你是如日当天的学术权威。他用英文吵架,反而比说中文更流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老外对他都是尊崇有加。他参与过很多政策决策的讨论,但他从不提及这些决策内幕,也不会给决策者“上折子”。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的官员们也对他非常尊敬。
 
余永定的这本《太阳之下无新事》,记录了他回国之后,参与的主要宏观经济讨论。之所以起这样一个书名,是因为他感慨,现在人们仍然在热议的很多宏观话题,其实在过去30年内大多早有讨论。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讨论过了。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贬值,也早已讨论过了。房地产调控,讨论过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也早已讨论过了。产能过剩,早在20年前就讨论过了。国际收支失衡,甚至40多年前就有学者关注了。更令人叹息的是,讨论了这么久,这些问题似乎也没有解决,甚至讨论的质量都没有提高。余永定曾经在另外一本书里感叹过,这就像是运动场上的体育比赛,却变成了一场毫无章法的群殴,最终啥也没有改变,只剩下一地无人认领的鞋子。
 
为什么人们会反复讨论同样的宏观话题呢?这要从宏观的主题说起。宏观经济学主要关心两个事情,一是增长,二是稳定。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学都算不上是严格的科学,只是一种手艺,要想对宏观经济有真实的感受,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踪过几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去看涨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之所以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宏观问题的讨论大多是原地踏步,是因为源自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出现了一道越来越深的断裂。
 
这就是《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来说,这本书恰好补上了他们经验不足的短板,而且,余永定一以贯之的逻辑,又给他们思考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如果年轻一代不再想要每次都重回原点,或是原地打转,那这本书能像前人的肩膀一样,让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建议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努力从过去30多年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讨论中拨开云雾。读完此书,我的感受是,增长才是稳定的基础。余永定指出,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完全依靠推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他也强调,不能混淆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用一些长期趋势去判断短期的经济增长表现,往往是误导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去关注经济增长率这个目标呢?恰恰相反,这背后的隐含逻辑是,我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法,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那就能大体推断,经济过热了,如果出现了通货紧缩,那就能大体推断,经济过冷了。余永定的建议是,如果上年经济的物价上涨率、设备利用率和就业等指标偏低,且不难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政府就应该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力争使经济增速有所上升。
 
为什么要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呢?这是因为很多问题都要在动态中解决。比如说,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是不是为了改革,就要牺牲增长呢?恰恰相反,反而是在经济增速稳定的时候,很多结构改革才能进展得更顺利。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务也很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为解决银行坏账创造了有利条件。那像2008年之后出台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不是带来了各种后遗症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四万亿刺激政策,而是四万亿刺激政策退出太早,才带来了后遗症。比如,2009年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企业从银行被动接受贷款,没想到两年之后,货币政策收紧,企业的资金链条几乎断裂,这才是后来所谓的“影子银行”出现的诱因。有偶无独,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就其根源,也是因为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一直是“走走停停”,一招没有使老,就再换一招,这是最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
 
余永定老师一向的观点是:中国是个很独特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地呵护、培育这种增长潜力。宏观问题,看似乱麻丛生,其实可以迎刃而解。要想穿越周期的波动,就要保持战略的定力。
 
图书信息:《太阳之下无新事》
作者: 余永定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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