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老师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里功力最深厚的一位。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翻译家。余永定从小英语水平就超过同龄人，中学时候就开始阅读英文小说，也读马列原著。顺着马列原著，他又去读了各种各样的哲学、科学著作。在他十几岁的读书笔记里，居然还有一篇关于拉姆齐模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余永定没有大学可读，他读完技校，到工厂里当了电工。在那个年代，他始终以一种令人不可想象的顽强意志，拼命读书，上下求索。用他的话说，他读书只为“拯救自己”。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招聘，余永定考入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他带去的报考材料，有自己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

 

20世纪90年代，余永定从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回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上了所长。我曾有幸当过他的助理，后来又当了副所长，跟着他耳濡目染，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宏观经济学就是跟余永定老师学的，硕士和博士期间各听了一次。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汗颜。余老师喜欢追问一些基础概念，比如总需求曲线为什么是朝下的，零通货膨胀是不是可信，问得我们招架不住。他总是说，基础概念最能考验出一个人的学风和学识。余老师让我们叫他老余。老余在中国经济学界特立独行，相当另类。他在国际学术界，名气远大于在国内学术界，但他总是跟老外吵架，哪怕你是如日当天的学术权威。他用英文吵架，反而比说中文更流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老外对他都是尊崇有加。他参与过很多政策决策的讨论，但他从不提及这些决策内幕，也不会给决策者“上折子”。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的官员们也对他非常尊敬。

 

余永定的这本《太阳之下无新事》，记录了他回国之后，参与的主要宏观经济讨论。之所以起这样一个书名，是因为他感慨，现在人们仍然在热议的很多宏观话题，其实在过去30年内大多早有讨论。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讨论过了。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贬值，也早已讨论过了。房地产调控，讨论过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也早已讨论过了。产能过剩，早在20年前就讨论过了。国际收支失衡，甚至40多年前就有学者关注了。更令人叹息的是，讨论了这么久，这些问题似乎也没有解决，甚至讨论的质量都没有提高。余永定曾经在另外一本书里感叹过，这就像是运动场上的体育比赛，却变成了一场毫无章法的群殴，最终啥也没有改变，只剩下一地无人认领的鞋子。

 

为什么人们会反复讨论同样的宏观话题呢？这要从宏观的主题说起。宏观经济学主要关心两个事情，一是增长，二是稳定。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学都算不上是严格的科学，只是一种手艺，要想对宏观经济有真实的感受，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踪过几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去看涨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之所以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宏观问题的讨论大多是原地踏步，是因为源自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出现了一道越来越深的断裂。

 

这就是《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来说，这本书恰好补上了他们经验不足的短板，而且，余永定一以贯之的逻辑，又给他们思考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如果年轻一代不再想要每次都重回原点，或是原地打转，那这本书能像前人的肩膀一样，让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建议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努力从过去30多年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讨论中拨开云雾。读完此书，我的感受是，增长才是稳定的基础。余永定指出，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完全依靠推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他也强调，不能混淆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用一些长期趋势去判断短期的经济增长表现，往往是误导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去关注经济增长率这个目标呢？恰恰相反，这背后的隐含逻辑是，我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法，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那就能大体推断，经济过热了，如果出现了通货紧缩，那就能大体推断，经济过冷了。余永定的建议是，如果上年经济的物价上涨率、设备利用率和就业等指标偏低，且不难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政府就应该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力争使经济增速有所上升。

 

为什么要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呢？这是因为很多问题都要在动态中解决。比如说，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是不是为了改革，就要牺牲增长呢？恰恰相反，反而是在经济增速稳定的时候，很多结构改革才能进展得更顺利。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务也很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为解决银行坏账创造了有利条件。那像2008年之后出台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不是带来了各种后遗症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四万亿刺激政策，而是四万亿刺激政策退出太早，才带来了后遗症。比如，2009年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企业从银行被动接受贷款，没想到两年之后，货币政策收紧，企业的资金链条几乎断裂，这才是后来所谓的“影子银行”出现的诱因。有偶无独，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就其根源，也是因为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一直是“走走停停”，一招没有使老，就再换一招，这是最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

 

余永定老师一向的观点是：中国是个很独特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地呵护、培育这种增长潜力。宏观问题，看似乱麻丛生，其实可以迎刃而解。要想穿越周期的波动，就要保持战略的定力。

 

图书信息：《太阳之下无新事》

作者: 余永定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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