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也打乱了经济学家何帆今年原定的调研和写作计划。

2018年，何帆启动了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项目，以一年一本的写作速度记录中国经济的变化。2019年，何帆出版该系列第二本著作——《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试图从演化算法的新视角回答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是什么。

何帆在书里提出，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会产生“复杂红利”，这又会驱动演化算法。在演绎了试错、突变、适应、协作和混搭5种变量后，他认为即使中国已经不再拥有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后发优势，但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会引爆商业创新，这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基本盘。

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将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如何判断中国企业在疫情下的危与机？当年轻的“后浪”登上历史舞台，是否又应该担心他们的能力？搜狐财经就此对话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何帆。

何帆表示，全球供应链在短期内完全断裂的可能性很小，但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的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解释称，我们陷进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迷思中，以为只有越来越对外开放，经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考察经济史会发现，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

“我们毫不怀疑全球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反思的是，过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他建议，在基于互相信任的全球化过程被外力中断之后，中国不应一味激进地对外开放，而应适当地退回来保护本国经济。

何帆暂停了原定的对演化算法下出现的各种新物种的调研，转而调研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中，他给出201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迷茫”，在与搜狐财经的对话中，何帆给出今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重建”。

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何帆称，他从来不担心中国的技术创新，也不担心中国的年轻人，因为以兴趣为内驱力的年轻一代将比老一辈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最好赚的钱还是在中国市场上。”他说。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 何帆

搜狐财经：你如何看待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何帆：现在还不好说。目前中国的疫情基本上能判断清楚，但全球疫情态势仍需观察。关键要看三季度的经济统计数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三季度会出现复苏。如果三季度能够站稳，加上各项刺激政策都在路上，四季度反弹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我个人觉得，明年我国经济很可能出现比我们想象中更大的反弹。今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明年的增长率会比较高。

新冠疫情是一个外部冲击，和经济体系内在的繁荣-衰退周期不一样。内在的危机持续时间很长，相比之下，外部冲击来得快，去得也快。和SARS时期不同的是，这次疫情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波及的范围也很大，算是外部冲击里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一种，但它仍然是外部冲击。

搜狐财经：全球疫情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

何帆：疫情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外需的下降，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外需下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真实需求确实在下降，人们的收入在下降，也无法出来消费了。另一个原因是，大家的预期悲观，就开始观望：该投资的不投资，该消费的不消费。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令今年外需订单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很多外贸出口企业非常脆弱，因为它们只会做出口的订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出现外需下降的情形，但很多企业的选择是熬过去。事后看来，这些企业的决策是对的，因为外部需求很快就恢复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很可能和当年不一样，如果出口企业还是抱着熬过去的心态，那它们可能等不到春天来临就被冻死了。

当前很多人担心全球供应链完全断裂，进而导致中国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我认为这有点夸张。因为全球供应链毕竟是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中自发演化形成的，虽然它在疫情影响下会发生变化，但是一夜之间就完全断裂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很难发生.

搜狐财经：你在《变量2》中写道，全球的生产网络进入了互信网阶段。从这个角度分析，你如何判断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的危与机？

何帆：供应链这一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不会消失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身追求效率，只有通过合作分工，效率才会提高。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自力更生、自生产的阶段。

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所习惯的全球供应链，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这阶段的全球供应链只追求效率至上原则，企业只负责生产自己擅长的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到全球供应链上通过购买获得。日本早先实行无库存生产方式（Just In Time），即零仓储管理，不备存货，这样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

过去全球化的原则是效率至上原则。这种全球供应链建立在对合作伙伴有高度信心的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这条供应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美运转，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大家现在突然意识到，各经济体彼此之间是缺乏信任的。全球供应链此时会回到效率和安全兼顾的原则。在效率和安全兼顾的原则下，全球供应链就会出现新变化，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备胎”计划。企业得对“备胎”计划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企业要允许适当的冗余。过去，企业是尽可能将冗余消灭，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效率，而是确保在供应链断裂时活下去。

很难去评价这个变化是好还是坏，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变化。换个角度来说，该变化其实也带来了机会，如果一家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备胎计划的话，那它的机会就会增加。

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和商机是做进口替代。中国会慢慢把供应链里很重要的环节都补上。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回到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年代，而是保证在外部冲击下，供应链不断完全断裂。

搜狐财经：你认为在互信网阶段，政府不应该实施更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反要更加关注国内。如何更好地理解书内这一部分观点？

何帆：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当然希望开放的程度越高越好。但是，我们是想开放，但是其他国家却不一定愿意开放。比如并非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想到中国投资，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吸引到的外资企业不如原先那么多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外资企业在竞争中失败了，不是我们开放市场就能招来外资企业。另外，以后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那么多的出口订单了。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判断，即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轮全球化是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而这个理念现在基本上已经破产了。我们其实陷进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迷思中，以为只有越来越对外开放，经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从整个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

举个例子，美国二十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是五六十年代，但美国恰恰在这一阶段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个阶段美国的国内收入差距并不大，哪怕是蓝领工人也买得起房，买得起车，还可以把孩子送去大学读书。

有时适当地退回来保护本国经济，才能对全球化形成缓冲，然后才能在未来发展得更快。大家一定要记住，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我们毫不怀疑全球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反思的是，过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要控制全球化本身的速度，要往那个飞速转动的车轮里加一些沙子，让它的速度减缓下来。

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国内事务，把本国的事情做好。这次疫情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还是个短板，我们有很多方面是需要补课的。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事，只要本国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支持政府，那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搜狐财经：你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慢变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进步。其中哪个变量将是决定性的？

何帆：这三个变量都是同时发生的，且互相会起作用。我觉得三者都很重要。

中国的工业化比较有自信心了，但城市化只走了一半，从城市管理水平、城市建设理念相对还比较落后。中国的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我们在技术应用方面超强，形成了通过技术应用倒逼核心技术研发的独特路径。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优势。因为越到技术前沿，越是通过市场来判断哪个是核心技术，直接研发核心技术很可能会失败。

举个计算机行业的例子。一开始很多企业认为计算机演进的方向是越来越大，结果突然出现了个人电脑。因此，判断技术演化路径的是市场，而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所以中国是能出科研成果的最好的地方。

我不担心中国的技术创新，但它是迂回包抄的这样一条技术演化的路径。所以，应用技术的创新其实比核心技术的开发更适合于中国。

搜狐财经：近期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涉及到很多要素改革的举措。如果这些要素改革措施加快，它会如何改变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面？

何帆：这个文件说明我们目前确实很重视要素改革问题，但其实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此前也都强调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出台一些新的、可操作的、能长期稳定大家预期的政策，因为大家缺的是对未来的信心。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二战之后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丰裕社会》。他本来想研究美国的贫穷问题，结果研究半天发现，美国已经没有贫穷问题了。但是美国遇到了新问题，即美国进入丰裕（丰富又富裕）社会之后，主要问题变成公共服务跟不上：美国人买得起车，但是道路却是坑洼的，空气却是污染的。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丰裕社会，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公共服务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机会，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角度，还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公共服务都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能做的改革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胆子更大一点，要把信号释放得更强烈一点，因为投资基于长期的预期，有长期投资才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坦率地说，大家现在对未来的信心还是不足。

搜狐财经：疫情期间出现了所谓的报复性存款的现象，家庭储蓄的意愿也在逐渐上升，这是否说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很脆弱？

何帆：消费是什么决定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收入高低，另外也未来预期也影响着消费行为。如何提高中国的消费水平？无非就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个方面是收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收入的提高是没有帮助的。如何能提升居民收入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们现在大概到了福特公司当年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的时候了。那时别的竞争对手都在拼命地压低工人工资，但福特当时认为，福特的工人也是福特的消费者，福特的汽车也要让工人买得起，因此要给自己的工人涨工资。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样一来，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我们得去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报复性存款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大家预期未来收入可能会下降，所以不敢消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提供社会安全网，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原来家庭储蓄率太高，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我们没有很好的全民公共医疗，我们也没有非常好的商业医疗保险，我们不知道生病的时候要花多少钱。我们的失业救济是做得不够好的，我们的农民工去哪领失业救济？只有当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消费能力才有可能被释放。

但中国消费市场的量级仍然不可忽视。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生存下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的消费市场太大了，哪怕有千分之一的中国人是你的客户，那企业也会发财发得不得了。最好赚的钱还是在中国市场上。

搜狐财经：从福特公司的案例引申出来一个问题是：疫情期间企业客观上面临着经营压力，但企业是否应该满足员工工资上涨的需求？

何帆：从宏观层面上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企业家，很多方面需要政府去做。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怎么行动都有其道理。但是一个有心做大并实现持续发展的企业，它在困难时期对待员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华为2002年左右遭遇过一段困难时期，但华为并未大规模裁员，首先是领导层降薪，然后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同时，华为为了自身发展，反而还逆向收购了一些其他企业和技术。

我们不在企业家的位置上，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企业家行为。从企业经营角度而言，在困难时期盲目裁员未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困难时期把员工都辞掉，那么很可能当经济复苏后它便很难再招到人。

搜狐财经：对于如何完善社会安全网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何帆：其实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讨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到底做不做，以及用什么方式去做。比如上学难、看病难一直是让我们头疼的问题。如果真的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以中国政府的效率，5-10年的时间内解决中国上学难、看病难问题不是一件难事。

我大概初步估算，可能政府投入十万亿，医疗卫生体系就会有很大的改观。对中国来说，拿出十万亿资金并不难。如果现在出台了一个未来十年内完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总体战略，那么大家就会把预期绑定在十年之后。比如医药行业从业者就会知道这十年内是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以及长期的经济社会稳定都是有好处的。

搜狐财经：你在《变量2》中提到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存在断裂，进而提出了苟且红利。但除了更加认真之外，苟且红利的获得是否建基于正确的企业战略之上？“认真”的重要性是否被夸大了？

何帆：我觉得好多人有误读。大家会觉得只要比别人认真，就能够得到苟且红利。很多人也在认认真真地混日子，所以难的是有信仰的认真。

你得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是在做创新。很多企业家没有这个自信心，所以总认为得抄袭别人，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做成一流企业。

此外，企业家得真的相信消费者。很多企业瞧不起消费者，在糊弄消费者，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割韭菜的说法。企业家要是相信消费者，那肯定会天天琢磨消费者的需求。

正确的企业战略基于信任。你相信不相信中国？相信不相信这个时代是有机会的？有了这些信任，企业家做企业才能比别人更认真。

搜狐财经：未来十年将有大批中国老一辈企业家面临退休，年轻一代将走向历史舞台。B站的《后浪》视频近日也引起了很大争议。从你调研的情况看，中国是更应该担忧年轻一代，还是要向他们投去期许的目光？

何帆：从我和年轻人交流的情况看，我是比较钦佩他们的。他们的视野、他们内心的自信，兴趣驱动力都是让我相当敬佩的。但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出于各种原因，社会阶层变得更板结化。

当然，前浪向后浪致敬是必须的，因为后浪一定是要推开前浪才能往前走。像我这样的前浪早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该让位置时就该让出位置。年轻人要明白自己到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在我看来，他们的优势是视野更开阔，但劣势是机会确实不像原来那么多了。

我们对此不必担心，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使命。相比起老一辈，年轻人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优势发挥出来。因为原来的时代是只要人肯努力就能出人头地，但在现在，创造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搜狐财经：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担忧是年轻人不太能艰苦奋斗。在你看来，这是否是一个问题？

何帆：我们往往都会说一代不如一代，这肯定是错的。现在的年轻人不奋斗的观点也不尽然正确。

我们那时候理解的奋斗其实很狭隘，无非就是考大学，进大城市，然后进大企业或政府机关。年轻人所理解的奋斗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什么有趣、好玩，就值得他们去奋斗。

我相信以兴趣为内驱力比以金钱和地位为内驱力将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年轻一代搞出来的创新肯定会比我们这一代搞出来的创新更多。

搜狐财经：你在《变量3》中会集中写到各种演化下出现的新物种，有可能会写到年轻人所创新的新物种吗？

何帆：我原来打算第三本书写新物种，但疫情打乱了我所有的写作计划。

我今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家庭和个人也好，都有可能遇到突如其来的冲击。遭遇冲击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是什么东西影响到不同反应的产生？哪些反应是对的？哪些反应是不对的？

我想以新冠疫情为一个案例，探讨我们如何在疫情之后保留下更好的一些东西，以及改掉有些不好的东西。哪些东西会沉下来？哪些东西会浮起来？这是我今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搜狐财经：你在《变量2》中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迷茫”，你认为今年的关键词大概率会是什么？

何帆：我现在还在调研过程中，可能最后还会变。但我现在想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重建”。

我们失去了有些东西，比如全球供应链，如何能够重建？比如我们的基层力量其实是很薄弱的，我们的基层如何重建？包括之前的社会支持的志愿者体系如何重建？我们的企业组织如何重建？各个方面。

我今年想得比较多的是“重建”这个词，这也可能变成今年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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