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开始出现制造业企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案例。而随着中美贸易再平衡的压力强化，有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中地位变迁的讨论，遂格外引人瞩目。而今年以来，随着2019-nCoV疫情的一波三折，全球产业链变迁动向，再次引发关注。

疫情过去之后，全球产业链将如何演化？维持现状？还是在重视生产本地化背景下出现全球产业链收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何帆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发现：当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中低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的产品，而高技术密集度产品当前国内生产本就不足，有很大提升的潜力。因此，未来继续增加高技术密集度产品的国内生产份额，本就是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不单是为了应对全球供应链收缩。

以下为正文：

全球供应链演化至今，主要有三个驱动力量：互联网技术出现对信息传递效率的快速提升、国际局势缓解给中国加入全球化提供了机会，以及股东利益至上的经营理念驱使美国向外转移制造业。

中国无疑是幸运的，更是全球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地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重大的技术变革又迟迟未能出现，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和深化遇到了现实瓶颈。始于2017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少人担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会弱化，甚至被其他新兴经济体替代。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担忧。

短期对全球供应链有实质性影响

短期来看，在疫情冲击下，中国会同时受到来自全球供应链供需两方面的压力。

供给方面，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会受到影响，国内企业的实际生产进程会受到制约。按照BEC对贸易品的大类区分，中国进口规模中的中间品进口占比约为7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家层面，中间品进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地区，前十名累计占比57%，仅美日韩三国占比就达到25%；行业层面，中间品进口最多的行业是电子通讯和设备制造业。

需求方面，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导致主要国家加强防控措施，经济活动受到抑制，中国的外需会受到直接影响。发达国家大多以第三产业为主，消费占GDP的比重更高，限制人员流动和关闭公共区域会对其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国家需求下降意味着外需下降，国内经济压力自然增加。在部分产业中，有些发达国家和中国在生产和消费环节的联系非常紧密。如电子产业中，以中日韩为核心形成了东亚生产体系；汽车产业中，德国对中国的终端需求依赖度较高。

事实上，真正可能出现重大问题的，是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民健康覆盖指数（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dex，简称UHC指数）来衡量各国的基础医疗能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的UHC指数大概是79。如果以此作为界定防控能力的分界点，那么除中国以外，所有UHC值不超过79的国家的贸易规模总和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约30%，这些国家在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大约是3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需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或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妥善应对疫情。这些国家一旦出现问题，会让中国的外需变得更加疲弱。

综上可知，疫情会在短期内对全球供应链和中国带来实质性影响。但是，疫情总会过去。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疫情会不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逻辑

疫情冲击过后，未来全球供应链的演化路径无非是两种可能性：维持当前的格局；或者是供应链缩短并变得更加当地化。

第一种情景下，疫情冲击只是短暂扰动，随着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全球供应链依然沿着产品内分工的路径不断深化。跨国企业依然是基于效率原则，继续在全球寻找综合成本洼地和市场潜力最大的地区，并为此进行投资布局。

第二种情景下，疫情冲击会让国家和企业更加重视生产本地化，同时降低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跨国企业会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尽量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这实际上是在用生产效率换取生产的稳定性。

我们无法确知未来会朝着那种情景演化，但可以大致给出不同情景发生的基本条件，并对这种条件进行分析。

如果全球供应链想要依然保持当前的格局，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跨国企业依然坚持效率原则，并据此选择综合成本更低的生产方式以及实现自己的全球化。第二，国家间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至少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趋势。

目前来看，国家之间战略互信不断减弱，已经是近几年的事实。即使没有新冠疫情，全球供应链也会因此面临收缩的压力。这增加了第二种情景发生的概率。如果跨国企业会出于政治压力或生产稳定的考虑，增加供应链的本地化程度，同时减少生产外包，那么全球供应链收缩的程度会更大。

因此，我们认为第二种情景发生的概率相对更高，程度取决于跨国企业如何权衡生产效率和生产稳定性。在这种情景下，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方面，对制造业而言，效率依然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降低生产成本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手段。然而，多数产品要想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只能依靠规模。在规模不足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技术水平来降低生产成本很不现实，因为技术背后的资本投入本身就会提高平均生产成本，而生产规模却能降低平均成本。

我们按照技术密集度把中国出口的产品分成4类，那么当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中低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的产品。这两类产品的生产大多具有规模效应，经过我们的测算，中国在这两类产品的出口规模要高于全球主要的10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之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的变化，并没有违背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逻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低技术密集度的产品占比基本与之相当，而中低技术密集度产品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依然偏高，未来是向外转移的重点领域。同时，高技术密集度的产品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如果用技术密集度来间接衡量产业转移的难度，那么显然中低技术密集度产品向外转移的潜在空间最大，同时难度较低，可行性更高。未来，无论这些产品生产是回流到发达经济体内还是去往其他经济体，其实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直接结果。而对于高技术密集度产品来说，当前国内生产本就不足，有很大提升的潜力，未来继续增加国内的生产份额本就是产业升级的需要，不单单只是为了应对全球供应链收缩。

面对新的挑战，中国应多管齐下，化解短期挑战，顺应长期趋势，化危机为转机，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

第一，加强宏观政策力度，弥补外需缺口。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中央财政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适时突破3%的赤字率红线。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期。货币政策应积极配合，逐次降低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行。

第二，发挥产业政策，重点布局供应链核心节点。电子通信和设备制造业应作为产业政策发力的重点领域，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弥补上游产品的原材料生产环节缺口。

第三，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投入。在知识产权、技术保护等外资关注的领域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坚持市场主体平等和竞争中性原则，稳定外资预期。

第四，优化对外投资布局，提升供应链的区域化程度。将亚洲生产体系作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重点考虑区域范围内在劳动力和资源禀赋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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