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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应重视短期影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一些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出现了暴跌,但并非全部都来自于对疫情的担忧,而是一个本就脆弱的资本市场在外部冲击下的极端反映。
 
结合当下的各种信息可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受到关注,但尚未得到一些国家充分的重视。再加上新冠疫情发生在中国春节期间,与历年春节期间中国供应和需求的减少相重合,主要国际企业和相关行业都有提前备货的准备,因此在事件初期这种影响并未充分体现。目前,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应对措施,依然是以防范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为目标,这与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各国的立场和应对策略有显著差别。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短期冲击很可能被一些国家低估。
 
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体系的短期冲击,主要体现为来自中国的一些供应和需求按下暂停键,这种不利冲击效应会加速显现并超过市场预期。当前,在确保防控的前提下,中国企业仍处于复产过程中。许多高频宏观数据表明,当下的复产仍需要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国内供应链的相互协调也增加了一些挑战,比如上下游企业需要互相确认生产能力和订单支付能力等等。
 
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各项措施,在确保科学防控的前提下,推进有序复工复产。很多地方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我们利用最新的客运量数据,分别用线性外推和指数外推的方法,判断客运量恢复到正常状态所需要的时间,以及累计客运量达到节前存量水平所需要的时间。结果表明,即使按照指数增长,两者大致都要到3月20日左右才能恢复。换言之,在最乐观的情况下,预计要到三月下旬才能基本实现人员到岗。考虑到疫情防控的要求,在有的地方,人员到位之后还要居家隔离7-14天,这些地方的企业恢复生产要晚于人员到岗10天左右。
 
国内一些领域产能下降与国际企业连续生产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大致会在3月中旬加速体现。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生产节奏会在春节前1周左右开始快速减缓,并在春节后的2-3周左右快速回到正常状态,前后共3-4周。因此往往在春节前,国内外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会提前备货,以确保整个生产过程的流畅。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国际企业正常存货的需求,我们假定同样可以支撑2-3周,两者相加大概是5-7周,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2020年春节至今已经5周左右。可以大致推断,在未来两个周内,中国一些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会加速体现。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在海外不断扩散,这会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一定不确定性。当下,疫情在海外扩散的趋势愈演愈烈,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新增确诊人数之和已经超过中国。这实质上是在考验全球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风险耐受力,但不同行业和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和机制存在差异。这与企业和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密切相关。
 
从行业来看,以汽车、通讯为代表的国际化分工程度高、供应链较长、东亚生产体系介入程度高的行业在短期内会受到严重冲击。许多中低端商品的生产,如纺织服装、玩具等,则主要是受到国内因防控疫情对生产状态的影响,生产恢复相对较为容易。
 
从国家来看,供应链不同环节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受到较大影响。虽然德国的汽车生产环节并没有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但其终端销售与中国市场联系密切,增量部分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由于疫情直接导致汽车销售锐减,德国的汽车行业因此会受到冲击。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日本和韩国更多分布在供应链的上中游,而中国大陆则更多是供应链的中下游,来自中国需求的短期减少给日本和韩国相关企业也带来直接的影响。而依赖于中国供应中间产品的国家,如越南,一些企业则直接面临了生产停滞的风险。
 
全球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在复杂系统里分析冲击的最终量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中交织了大量正反馈和负反馈效应。结合中国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的状态,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其短期影响会比模型计算和预想中的要大。
 
图 新华社
 
中国仍会保持全球主要生产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短期内信息量过大有可能让我们高估冲击的长期影响。由于我们正身处其中,所接触各类信息大多与疫情相关,这会促使我们形成一种认知偏差,仿佛所有的事情都与疫情有关。但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长期影响机制是不明晰的,这与短期分析有很大的区别。基于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疫情很难改变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基本格局,中国仍将保持全球主要生产中心的地位。
 
一方面,推动全球供应链演化的核心动力是综合成本的下降,但目前没有看到类似的趋势,也没有看到疫情对综合成本的影响机制。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减少,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中国生产变得更昂贵。劳动力成本由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决定,只是综合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原材料的供应、资本品的完备、高素质劳动力的占比等等都决定了生产的综合成本。
 
在资源禀赋之外,至少还有三种力量可以推动综合成本下降,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相比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这些方面仍然具备相对明显的优势。这意味着即使在供应链中剔除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的综合成本也没有实质性的下降空间。中国或许会在个别产品或行业上失去比较优势,但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潜力依然对跨国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演化需要新的国家参与并承接中国的地位,但目前没有看到有这类潜质的国家或经济联合体。我们把全球贸易品按照技术密集度分为四类,并按照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分为四类,结果发现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贸易方面,新兴经济体中排名前10的国家加起来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多。特别是在第三类中高技术密集度产品的出口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出口规模缺口还在扩大。
 
当然,部分中低端的产品生产也存在一些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现象。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能会让跨国企业更加重视供应体系多元化的重要性,并在现有的领域评估各种风险。
 
对中国来说,这本就是产业升级的应有之义,只是相对速度略有改变。对这些国际企业来说,其实是在稳定和效率之间做权衡。部分产业和产品生产逐步向外转移的过程就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直接结果,不是特别值得担忧的问题。
 
总之,只要我们还相信市场,相信合作,相信企业追求的是效率,就应该对现有全球供应链格局的韧性充满信心。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为跨国企业持续提供一个相对友好且便利的生产经营环境,尊重市场规则并提高市场效率,中国就有能力有潜力吸纳更多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和产业到国内生产,我们就应该对中国充满信心。
 
注:本文转自21财经,如需转载,请联系21财经获取转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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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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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顾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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