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想要下车，这让大部分中国人很想不通。中国人就像是早上要坐公交车的乘客，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上车。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最后都发现，自己是被挤上车的。

 

在西方社会，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20-30年为时间单位，但在中国，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会用每10年为单位。我们经常会讲到60后、70后、80后、90后，等等。或许，这能够反映出来中国的社会变革速度太快了。西方社会相对成熟而稳定，中国社会更有激情和活力。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能跨越西方社会20-30年的时间。剧烈的社会变革也会影响到每10年一代人的性格。或许，60后的人们略显世故，70后的人们更为务实，80后的人们最是疲惫，90后的人们稍觉轻佻。但是，假如我们把历史的视角拉得更长，你会发现，在1960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人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了快车的人”。

 

“坐了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他们都相信：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未来，等“坐了快车的人”回望从1978年到2018年这30年，他们会蓦然惊觉：原来这样高速增长的时代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在此后的迢迢长路上，他们会逐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放慢，随后被其它新兴经济体超过；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相反，过去的快速增长模式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缺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下一代人未必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跟未来的人们相比，如今刚刚退休的这一代人很可能过的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过来：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有的奢侈——归根到底，人活得怎么样，首先取决于你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你的个人努力并没有那么重要；知识是改变不了命运的，至少现在的教育体制无法保障你从容应对未来的职场挑战；即使上了最好的大学，你仍然可能对社会一无所知；未来也不会再有最好的工作、最有保障的工作，未来只会有你喜欢的工作、你不喜欢的工作和找不到的工作。

 

当然，当人们意识到这些，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站在2018年的山顶，人们不能不庆幸，过去这30年走过来，全靠国运。在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格局恰好发生了调整，产业间的贸易变成了产业内的贸易；当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候，恰逢“苏联解体”，西方世界趾高气昂，并没有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当中国进一步壮大之后，美国开始隐隐觉得不安，但突然爆发了“9·11”恐怖袭击，美国把注意力都放在反恐怖主义上面，中国又赢得了一段较为有利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国运不是一般地好：凡是在中国快要犯错误的时候，就会有别的国家出来，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于是，中国就知道，原来这条路是不对的。就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曾经想要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但因为准备不足耽搁了，结果，东亚金融危机不期而至，那些盲目地开放了资本账户的东亚经济体饱受肆虐，于是，中国才变得更加谨慎，没有鲁莽地开放金融市场。就在我们的邻居，有个国家叫日本，日本几乎把能够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过快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为刺激内需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主动挑破泡沫引发“失去的十年”、未能及早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经济困境——中国只要在后面看着，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能少栽很多跟头。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判断：经济增长会影响到国民性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更乐观、更自信、更积极上进、更包容开放。过去30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坐上快车的人”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也更乐观。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欢迎程度都远超过西方，他们会更加大胆地拥抱新技术，甚至多少有些鲁莽。

 

中国一直秉承着实用主义精神，相信拿来主义，相信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的政府更像是风险投资家。地方政府在引进高科技项目的时候效率极高。随手举一个例子：2017年东山精密电子项目在盐城国家高新区开工，项目于 2017 年5月签约、7月开工建设。从拿到土地出让合同到办理施工许可证仅用了17个工作日。一期工程总投资 130 亿元，60.8 万平方米的厂区、70 亿元的设备，不到9个月就建成投产。在投资高科技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政府热情更高，更舍得花钱，比如2019年北京将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延崇高速和服务区域上路，到2022年，全市智能网联汽车及关联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亿元。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更熟悉商业模式，和企业家有更多共同语言。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对技术创新的接受程度显然比西方消费者更高，更愿意尝试新生事物。看到一个无人飞机，美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是不是会侵犯私人隐私，中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东西真好玩，不仅自己买一个，还要买一个送给朋友。罗兰贝格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需求全球最高。如果出现全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且比自有汽车每次出行成本更低，73%的受访者表示会不再购买汽车，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6%。60%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在购买下一辆汽车的时候会考虑纯电动汽车，远高于37%的全球平均水平。普华永道的一份关于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人工智能）市场前景的报告调查了全球27个国家的22000名消费者。中国有52%的消费者计划购买AI设备，而在全球范围内，58%的人对AI设备毫无兴趣，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拖了后腿。中国也是AI设备渗透率最高的国家，21%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设备。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技术崇拜的氛围，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大国。这里聚集着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以及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互联网企业。数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购物、支付、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聪明、时尚。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美国的焦虑。美国不是没有过同样的焦虑。这让我想起关于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个轶事。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消息传来，美国举国震撼。弗里德曼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口咬定这一定是个假新闻，理由是像苏联这样的计划体制国家，绝对不可能搞出这样先进的技术。

 

为什么美国会担心输掉自己一直占优势的行业呢？为什么美国会瞄准中国实际并不存在的高新产业呢？这是一群想要下车的人对刚挤上车的人的不满和怨气。正是由于美国出现了一批想要下车的人，他们是环顾自己周围的小环境，感到更多的失落、焦虑、不安和抱怨，然后才会把愤懑发泄在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身上。正是由于中国有了一批被挤上车的人，他们无法理解西方民众的感受，才会对来自美国的指责格外感到困惑、更易于被激怒。

 

想要下车的人和被挤上车的人都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下车之后，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美国真的想退回自给自足的经济？难道美国愿意把二战之后自己一手建立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打烂？如果车速放慢，或是车被堵在路上，被挤上车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并不是司机，改变不了车速，那么，被挤上车的人也会变成想要下车的人？

 

更需要警醒的是，虽然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想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其实都在同一辆车上。如果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真的在车厢里发生了殴斗，这辆车可能会失控，掉下悬崖，就像是11月2日在重庆长江大桥上，那辆由于一位女乘客和司机发生肢体冲突，突然转向并坠入江中的公交车一样——不要忘了，车上还有其他13名乘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