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你只是看到了一棵树，你还没有看到森林的全貌。

 

虽然马丁.沃尔夫把彭斯演讲视为2018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但这件事情在美国政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涟漪。在特朗普的眼里，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向自己示好的一种信号，也是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赢得更多席位做的宣传。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演讲既不如他在6月12日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举行首场历史性会晤那么过瘾，也不如5月14日美国在耶路撒冷举行驻以使馆迁址仪式那么刺激。在全球媒体的眼中，2018年全球最黑暗的一天应该是10月2日。这一天，常居美国并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结果惨遭杀害，据说他是被活活肢解的。很多媒体哀叹：历史在这一天倒退了一千年。在美国民众的眼里，彭斯的演讲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美国人更关注的是10月9日卡瓦诺以50票支持48票反对的微弱多数当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新任终身大法官。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投赞成票，几乎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投反对票，这是美国1881年以来批准联邦最高大法官人选投票中党派分化最严重的一次。美国人也更关注10月27日在美国匹茨堡市一座犹太教堂发生的枪击事件。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由仇恨引发的悲剧。再往前追溯，2017年8月12日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一场骚乱揭开了美国掩盖了150多年的历史伤疤。这场骚乱源自于白人民族主义者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拆除南北战争中南方联盟的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很多人天真地认为，美国在内战之后没有留下仇恨。如今，夏洛茨维尔事件极具象征意义地宣告：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新的“内战”。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变量。这不仅是美国的现象，欧洲也有，南美洲、中东、亚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这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酝酿已久的政治、文化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民粹主义的兴起？因为有一群想要下车的人。

 

二战之后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由美国建立起来的，美国是领导者，美国是历史列车的司机，但如今有一批美国人却对这一秩序越来越不满了。

 

有人说，支持特朗普的都是没有工作的白人。他们被称作“红脖子”（redneck）,“白人垃圾”（white trash），或是“乡巴佬”（hillbilly）。一位叫J. D. 万斯的年轻人写了一本自传，叫《乡巴佬悲歌》（Hillbilly Eleby），一下子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万斯的家庭来自肯塔基州的东部山区，他的童年在俄亥俄州的一座衰败的钢铁城市长大。他自认为是苏格兰-爱尔兰裔后代，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的一员。万斯写到，“对于这个人群来说，贫穷是家族的传统。”这本书写得很烂，但非常应景。也有很多记者跑到“铁锈地带”，描写了那里的贫困而绝望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待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发现在被遗忘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活力、自己的尊严。

 

事实上，这种对特朗普选民的描述是错误的。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平均收入水平略高于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民；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有白人，也有拉丁裔甚至亚裔等少数族群；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虽然年纪偏大，但在年轻人中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人们总是想要给特朗普的选民做个画像，比如谁是最典型的特朗普选民：男性？白人？没有上过大学？住在中西部的小镇？在工厂里当工人？

 

这种研究方法是有误导性的。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艾米丽.伊金斯（Emily Ekins）有份报告，题目叫：《五种类型的特朗普选民》。她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五花八门，有的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有的是激进的自由市场支持者，有的是美国价值观保护主义者，有的是反精英者，有的是感到被遗忘的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一定要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可能是：他们都强烈反对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都反对希拉里.克林顿所代表的精英阶层。

 

有人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持久的经济低迷、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美国收入分配的恶化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和没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拉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大学文凭、处于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群也倍感焦虑，一个错误、一个不幸，他们就可能会出局。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社会流动性也在下降。社会的电梯坏了，待在下面的人们没有办法坐电梯上去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蓝领工人境况恶化，他们想往回走；年轻人看不到前途，他们要求更激进的政策；新移民和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他们想要朝中间走。这就像克雷洛夫的寓言里写的，天鹅朝天上拉车，梭子鱼朝水里拉车，虾朝后面拉车。

 

但是，仅仅把民粹主义的兴起归咎于经济衰退是有偏颇的。遭受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中有冰岛和爱尔兰，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出现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这些东欧国家民粹主义势头强劲。民粹主义激发出来的情绪非常复杂，有些人想要更传统的家庭，有些人想要更虔诚的宗教，有些人感到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太快，有些人对技术进步心存疑虑。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海特讲到，人类的道德就像味觉一样，也分不同的口味。如果仔细辨认，道德至少能够尝出来五种不同的“味道”。第一种味道是关爱，我们会对弱势者有怜悯之心。第二种味道是公平，我们讨厌别人揩我们的油，希望能够惩罚欺骗行为。第三种味道是忠诚，我们觉得自己的群体是更好的，我们痛恨那些跟我们做对的敌人，以及背叛群体的败类。第四种味道是权威，我们对等级和地位非常敏感，因为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天然存在等级秩序。第五种味道是圣洁，我们会对某些“不洁”的社会行为本能地感到厌恶。

 

西方精英为大众提供的意识形态更注重第一种道德口味。他们关心黑人、同情印第安人，为非洲的饥民募捐，为同性恋者辩护，为其它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声援。他们很努力，但未免用力过猛，久而久之容易令人生厌。这好比一个厨师仅仅提供糖和盐，那怎么能烧出一道道好菜呢？特朗普的厨艺可能不好，但他的调味品多，酸甜苦辣都有，就算是地沟油烧出来的麻辣小龙虾，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更容易吸引食客。尤其是，时代变了，人们的口味也变了。当危机到来，人们预感社会基础会受到动摇的时候，会本能地回归一个小集团，在同伴中寻求保护。为此，他们甘愿放弃自我，更多地服从和追随。

 

有人把民粹主义称为法西斯主义或是极端分子。是的，在民粹主义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狂热分子，也有一些趁势煽动群众的政治投机分子，但总体来讲，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相反，他们想要一种更接地气的民主。他们最大的不满就是，自己的声音被忽视了：由于各种政治正确的禁忌，民粹主义者觉得自己失去了平等的话语权；由于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政策，民粹主义者觉得自己受到了更大的歧视；由于政治精英们更热衷于支持全球化、全球治理，民粹主义者觉得政治离自己太远，精英们的政治主张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他们就会和政治日益疏离，变成现有体制的反对派。

 

再回到钓鱼台晚宴的嘉宾之一，哈佛大学的萨默斯教授。萨默斯在2018年9月，和太太一起开车横穿美国。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从芝加哥穿越北美大草原和落基山脉，途经艾奥瓦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荷华州等，一直开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这对萨默斯来说是一次极为新奇的体验。像他这样的精英几乎从不会到这些偏僻地方。

 

美国乡村歌手Jason Aldean唱过一首歌，叫《飞过去的州》（Fly Over States）。里面唱到，两个坐头等舱的家伙从纽约飞到洛杉矶，三千英尺下面是俄克拉荷马州一望无际的玉米小麦。他们想，谁会住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呢？

 

“他们从未开车经过印第安纳州

 

遇到那些耕种的农民

 

他们播撒种子，为了你我辛勤劳作

 

或是在堪萨斯州眺望满月

 

否则他们就会理解为何上帝要创造这样的飞越之地

 

我猜那位圣达菲货运火车司机已看过这里全部的景色

 

就和那位连续三天运送美国钢铁的卡车司机一样

 

公路和铁路在他们脚下，听上去就像是头等舱座位”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萨默斯夫妇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们要随时查看油量，因为下一个加油站在50英里以外，而下一个能够买到iPhone充电器的地方在250英里以外。除了有浪漫的风景，路上遇见更多的是荒废的咖啡馆、加油站和旅馆。他们细心统计了一下：路旁的标语中，反堕胎标语的数量是其它政治标语的15倍。

 

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各国精英们说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人都是历史的绊脚石。萨默斯的这趟旅行仅仅花了两周时间，但这样走马观花地看一次，对他也是一种极大的震撼。萨默斯说，他终于明白过来：在美国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地不同。祖祖辈辈生活在家乡的人们希望能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精英们应该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

 

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远。政治总是本地的，但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当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到这是中美之间相对力量变化的结果，再往深里看，就会看到民粹主义带来的国内政治撕裂。内政会影响外交。在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民粹主义是一种谁也无法回避的力量。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引发风暴，那假如是亿万只蝴蝶一起拍动翅膀呢？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这是过早的下车。对社会精英们来说，这是迟到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