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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卓彦 编辑｜张薇 导演 | 吕方 策划 | 黄臻曜 崔砚冬 龙真梓 秘丛丛
1 厌倦
经济学家何帆早就厌倦了当一个专家。
早年被电视台请去做财经观察员，总是被问“何老师关于个问题您怎么看？那个问题您怎么看？”他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状态，“你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专家，你道理上知道逻辑上知道，现实中发生什么你并不知道。”那会让他不踏实。
徐奇渊记得那段时期，当时何帆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是研究员。家里的电视上总是出现何帆那张酷似主持人刘仪伟的脸，只不过眉间的川字纹更深，声音更和缓平静。中央二套有他，换个台，中央四套还有他，房地产他讲，三聚氰氨他讲，就连冰岛火山喷发也是他讲。
但何帆确曾研究过看似跨界的冰岛火山喷发，徐奇渊记得那是中央某部门派下来的研究项目，“它还会不会再次喷发，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他们总是要研究些看似跨界却又有些相通的问题。
但高频率出镜和多维度解析那些“非专业”问题，在领导眼里是要被减分的，因为那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表现。
他还要不停地开会，今天飞到东京，明天飞去悉尼，后天也许就是伦敦或巴黎，倒了时差睁开眼，发现会场里坐的还是之前那一群人，讨论的问题差不多，讲的也还是同样的话——一说国际贸易政策，永远都是如何保卫多边贸易体系，如何保卫WTO。何帆有时会坐在会场里发呆，他觉得无聊。但逐渐的他更开始着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
他形容那段时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时出现的状况，“那个时候你要问经济学家，这个世界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没有国际金本位制了。你问他怎么办？他肯定会告诉你，你要回到国际金本位制。”坐在从北京南站开回自家的车上，建筑物在夜色中迅速后撤，何帆睨了眼窗外，告诉36氪记者，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谁回到金本位制谁受的苦最多的，谁先脱离金本位制，谁获得的自由更多，“要有一个新的制度。”
内心的着急逐渐扩张成慌。自身职责中承担的行政工作，繁杂而枯燥，“开会开得太多了”，那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何帆发现自己知识的折旧率非常高，总也跟不上年轻人的新话题，他知道从心底冒出的那一汩一汩慌是缘何而来的了——已经很长时间没看书，没写东西了。他的好奇心、他对新事物的强烈渴望都在那时被抑制了，他开始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产生怀疑。
当初何帆喜欢经济学，就是觉得经济学对于改变整个社会太重要了。他记得刚学经济学时，看到萨缪尔逊讲过一句话，“他说理解经济学你只需要简单的逻辑感，以及对经济学这门学科能够影响亿万人的命运感到震惊就可以”，何帆一想，这不就是自己所期许的吗？能够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我确实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
1971年出生的何帆，精神启蒙开始于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当时，没有人关心赚钱，关心赚钱的都是‘倒爷’，是大家最不齿的一批社会渣子。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中国的改革和历史的命运。”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但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的革命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处于两个大的革命中间的一个很平坦的区间，大部分研究者做的都是常规性的工作，“很多时候你可能会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为了做一个模型而做模型”，这跟他青年时期所设想的做学问不一样，“那时候觉得学问就是要去学去问，去了解真实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想法。”何帆觉得当下的学术做起来越来越无趣，“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会困惑，做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
他羡慕那些在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被称为“大萧条的孩子”的那些人，“他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大萧条，他想弄明白大萧条怎么回事，走上经济学的道路，他有个问题意识。”而且他们还在二战后才寻找出了新的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
何帆也想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一种可以颠覆当下社会运行规则的变量，“新道路哪，我觉得不是坐在会议室里想出来的，很可能是从你原来看不见的地方长出来的，我相信自下而上的智慧肯定比自上而下的智慧更强大。”
2 流氓打架用狠招
寻找新道路的过程并不顺利。
徐奇渊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何帆都在频繁更换自己的定位和任职机构，“基本一年换一个地方”，原来的同事们对他的选择从最初的不理解慢慢成了质疑，但徐奇渊知道，“他就是比较确定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他不太确定那个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助理李蕊就是在何帆迷茫的寻路期间，加入了他的隐形团队——一个没有挂牌和名字的工作室，只是三个人都心里清楚，自己是为何老师干活的。2016年3月，李蕊是个面临毕业的大四学生，从老师到院长又一路到校长将她推荐到何帆面前做助理。“见何老师见了4次都没见成，他一直在开会，不是在外地开会就是在北京开会，根本就见不着人。”
最后一次，从上午等到下午，何帆终于出现了。之前回家百度完何帆的名字后，李蕊对这次见面突然怯场了，“我知道他特别优秀，我根本没想过要跟他。”对面这个脸上一直挂着笑的中年男士让自己“坐”，李蕊坐下后，那个百度百科里写名为经济学家的男人开始跟自己道歉，“真的对不起，李蕊，这么多次都因为我开会没能和你见面……”再之后，他又进行了15分钟的自我介绍，李蕊突然觉得“这个经济学家怎么这么神奇，一点架子都没有”。
轮到她了，何帆让她说一些简历上没有的东西，然后像汪峰附体一样问了她一句，“你有什么梦想吗？”当然有，长期做义工的李蕊想拥有自己的NGO和基金会，“那你跟着我吧，这些都能实现。”
何帆很坦然地告诉李蕊，自己正处于转型的过渡期，“有可能会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然后去到下一个环境，但是下一个到底去哪儿，我都不确定，可能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工作的，你就是跟着我瞎干。”确实，那三个月，李蕊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坐班，见不到何帆，平时只能线上沟通，连她自己都开始迷茫了。
“所有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活得更累。你要忍受更多的孤独、更多的冷遇、更多的挫折，看破热闹的红尘、喧嚣的名利、心中的执念。要是想过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你的内心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而且要不断地调整和迭代。为了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事后，何帆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那时的心境。但从未有人能在他的脸上看出那些复杂困扰的情绪，那是一张永远平和的脸，只偶尔在困惑时将眉头的川字纹蹙得更深一些而已。
2018年春夏之交，新的道路在杂草丛生的岔路口显出了踪迹。那时何帆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开了课程和专栏，隔壁还有经济学者薛兆丰。薛兆丰享受于“经济学的快感”，“什么春运买票、婚姻问题，所有问题来了，他都用经济学给你挡回去，这个可辨识度是非常强的，典型的刺猬性的学者”，刺猬型学者一辈子只说一件事、坚持一个观点，但一根刺穿到底不是何帆的风格，他更像是一种狐狸型学者，总是从各个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然后又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着自己的回答，会看起来“犹犹豫豫”和“闪烁其词”。
“我经常会说，诶，这个事情，咱们从经济学这个角度去看，咱们转过去，可能从社会学会看到另外的一面，你还别停，咱们再转过去，从历史学会看到这边，还有心理学，然后你远近高低看了之后，如果你还能够记住这几个不同的视角，你可能就看得更立体了，但是如果你忘了，你就转糊涂了。”他说经济学家凯恩斯是大狐狸，而他自己算小狐狸。
这只小狐狸越来越不安于“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它老喜欢去侵略别人的领域”，他希望能直面社会问题，挑战原有观点，从别人那里学到东西。那时跟平台创始人罗振宇吃饭时，两人谈起了《光荣与梦想》，一位著名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记录下的美国崛起史，从美国还懵懂着的1932年一直写到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大国的1972年。
罗振宇记得何帆说过，这辈子就想写一本这样的书。饭桌上的浪漫气氛不禁让何帆“吹了个牛皮”，“我要写肯定比他写得好。”罗振宇顺着话茬接下去，“那你怎么不写呢？”何帆开始找理由，“我还在大学里面教书，还要带学生上课，哪有时间写这么多呢。”他知道这个工作量一定是大得惊人的。
何帆看见罗振宇嘴角向脸颊咧去，眼睛一眯，露出了他典型且狡黠的罗氏坏笑，“你知道过去的时候流氓是怎么打架的？”何帆心想，这事只有你知道。“过去的时候流氓打架，会用一招，先朝自己身上捅一刀。其实就是说我很狠，所以你必须要对自己狠一点才能够做大事。你看我就是对自己很狠，跨年演讲要讲20年，门票都已经卖出去了。” 罗振宇用了一招激将法，“要不然咱俩一块，我每一年呢做跨年演讲，你呢就写一本这个书。”
何帆从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退缩，“我心想说那要这样的话，我就得干得比你更大。”而这，也正中罗振宇下怀，“你这个时候写，比《光荣与梦想》还伟大，那是事后回顾，而你有机会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一年出一版，连续记录30年。”
各种设想在何帆脑子里迅速地飞转着——从2019年到2049年，2049年正好是建国一百周年，如果好好锻炼身体，是能够看到那一天的；到那时很多答案也都水落石出了，这30年能为整个人类历史积累很多经验，要是按照它的原来貌记录下来，等别人回过头来再看这30年的时候，就能找到很多素材，它的被引用率一定会很高；而且30年非常关键，最有戏剧性的故事，绝大部分都会发生在中国。
欲望的小火苗变成大火焰冲出何帆的身体，“那就没理由不干了。”
这宏阔的计划就这样草草而定。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宏阔计划的种种担忧。他记得有好几个不眠之夜，翻腾着琢磨着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他问太太，“有这么一个事儿，但这个事做起来我也不知道会做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我更不知道它能不能赚钱，我只知道它会占很多时间，接还是不接，干还是不干？”太太转过头跟何帆说了一句话，“像你这把年龄，也没啥好混的了，你决定做和不做一件事情就一个标准，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何帆是真的有兴趣。但经济学家总爱比较机会成本，他问自己“给我很多钱，让我不干这个事行不行？或者给我一个更大的官，不干这个行不行？”好像都不行，“让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这么一件事情。”许久之后，何帆发现，其实这个念头早就在自己的身体里了，只是差罗振宇那么一个狠角色推上一把。罗振宇觉得在长期主义这个放大器里，个体的努力都堆成了奇迹，“历史上无一例外，只要是长期主义，不管是司马迁，还是莫高窟，都会成为奇迹。何帆做这件事，也不会例外。”
李蕊和他的隐形团队接到了新任务，一个让何帆说起来时眼睛发亮的新项目，“要写本书，要有个调研的大项目，这个项目里面套了好多子的调研项目。”30年？李蕊不知道，直到稀里糊涂过完第一年，“才突然发现是个这么大的项目。”
3 叙述“小亮光”的野心
一个30年的长远目标设定下之后，曾经那种因不确定性而导致的焦虑也一扫而空，剩下的唯有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每一年都有新的主题要去确定，都有新鲜的项目要去调研，都有书稿等着他写作，何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他觉得这是个“梦幻一样的工作”。自己像个是拿到了30年订单的工匠，“唯一的压力，就是能不能把活儿干好。”
他召集了更大的调研团队，每个月都眼睛亮晶晶地在“得到”北京的办公地开一次讨论会议，确定主题、框架与内容。
那些在传统意义上代表着成功的大人物的名字从何帆的调研选项中被一个个划去，他对精英群体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早已没了兴趣，他觉得蕴含着历史趋势的真正变量，存在于“被我们忽视的地方。”“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反转大师’，在灰暗的背景下，不要忽视那些看似微弱的亮光。”他拿出思想家卢梭讲过的一句话来印证自己的想法，“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到底伟大不伟大，你要到偏远的省份去看，在那里，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到底有多牛。”
于是，他去到新疆看无人机在广阔的农田上喷洒下农药；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找传统造车企业员工谈造车新势力；到广州市的农林菜市场看不同小贩的手，感受从粗糙双手背后传递出的自下而上得蓬勃的生命力；到四川山区寻找一座不以世俗成功定义为教育目标的农村学校。那些是何帆想要找到的存在于社会角落中却足以颠覆历史的小趋势、小亮光。当他们被更多的人看到、关注到，这些单一的、弱小的样本被连成一个群岛后，“让这些群岛最后慢慢连成整片大陆，最终改变整个中国农村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体系”。
从4月到9月，何帆的调研片刻未停。他是喜欢到实地去调研的，那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留下来的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将问题揣在怀里出发去寻找答案，这是让何帆享受的而过程。况且在那过程中，以他的速度，还能读上三四本书，充实又满足。
庞大项目中的第一本书就这么完成了，命名为《变量》，足够抽象，也足够具象。何帆将对历史的观察具象到了一棵树，而他要做的就是每年在大树长出的“嫩芽”中去判断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为了书中第一章写到的那两棵树，李蕊记得清楚，“给他订高铁，订火车，订专车，来回倒腾”，终于让何帆到了齐鲁平原上去看了那两棵树，“转了一圈，拍两张照片，有点感觉了，然后就回来了，就为了那一句话”，李蕊告诉36氪。
何帆对写作细节较真，“没有那些真实的细节，你的故事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曾身为何帆调研团队一员的昝馨觉得，“何老师是一个对叙述有野心的经济学者”，他在意读者的感受，希望自己所讲的故事是吸引人的。
2018年9月底，何帆被催稿了，难得团聚的十一假期，妻儿游山玩水，何帆一个坐在武夷山的酒店房间奋笔疾书，在此之前，他嘱咐过所有团队成员，谁都不能打扰他。长假回来的第一次会议，何帆将十几万字的书稿发到每一个人手里，“得到”的专栏主编邵恒记得那份初稿写得很完整。
不仅完整，何帆还在里面埋下了好几个自己喜欢的梗——他平时就爱这么“炫技”，比如在写到去新疆看极飞的无人机晚上在农田里作业，他两次写到那里的寂静，没有虫鸣鸟叫，“那个是在向《寂静的春天》致敬，因为它里面讲到，原来的时候用农药用得太多了，连鸟都没有了，所以春天安安静静的。”而书稿的结尾，那句“太阳既不留步，也不赶路……它看到了世间的一切秘密，却只是无言地罩在所有幸福与不幸的人身上”则是模仿了詹姆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都柏林人》的经典结尾。
何帆喜欢这些小技巧，更喜欢将写作当做一个技艺去琢磨，那会让这个被好奇心驱使的人觉得有意思。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何帆觉得自己出的那第一本书，像个“怪胎”，“它不是个学术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像新闻采访一样（的东西），也不是个科普的东西，它是一个混搭。”但这种混搭让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既讲了故事，又讲了思想，还讲了你的逻辑。”
跨界跨得这么大，何帆想，也许会有很多人来骂自己吧，比如自己的老师余永定。早在何帆还在做研究员的时候，余永定就说过他，希望他能把时间用在撰写纯学术或政策性论文上，“六十多岁的人还做数学模型，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多花一些时间做技术性研究？”何帆哼哼哈哈地答应着，回去仍是继续写自己的小文章。
跨出自己所熟识的专业领域，何帆知道那意味着是一种冒险，“很可能在很多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技术问题上，你会判断错的”，况且这样写历史就像是一台大型的同步实况转播，“最大的风险就是你可能会说错，而且很可能会出错，不是，肯定会说错。”
是的，他的确“挨骂”了。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加得到的营销，他的书很快成了畅销款，但迎来的风雨声也同样不小，读者不留情面的说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说它“文字里充斥着空洞的宏大叙事、不知所谓的煽情、无逻辑的比喻，膨胀和造作”，说它“整体思路比较牵强”，说它“于理论而言无纵深意义，于实践更无指导价值”，“像一篇打印成册的朋友圈长文”。
怎么办？何帆探起身拽了一下西服，“算了，去他娘的，说错就说错，反正写30年的，说错了之后呢，下一本你可以更正自己的错误，人肯定是要犯错误的嘛，错了就改正嘛。”就像他最喜欢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那句名言，“当事实改变之后，我们观点会改变。”何帆认同这样的态度。
而另一种冒险就是，出于兴趣的写作选择在学术界的冒险，“这就好比一个大家闺秀，突然告诉家里人，自己要去唱戏。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低级的趣味？难道你不想再在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论文了？你写的东西连参考文献都没有，看起来多么丑陋！”何帆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对于做出了一个如此冒险选择的何帆，有熟稔他的学界朋友将其比喻为“谦卑而好奇的狐狸”。
但何帆仍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群人，出来以后把各个专业里的东西，像拼图一样拼成完整图案。”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变化，都是在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前行，“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理解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
当观察记录的时长被拉到30年，何帆反而有些放心了，“哪怕这一年可能有一件事情没有注意到，如果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到明年还可以补写。”就像跑一程马拉松，调整呼吸，平稳节奏，奔向目标。
文章来源：36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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