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心的是历史洪流当中的普通人，是能够激发出每个人心中努力向上的潜能的人，我把他们叫做小趋势的代表。”

他拥有20多年政策研究和市场咨询经验，他游历50多个国家，他每年读300多本书，阅读广泛且思考深刻，他文笔独特又行云流水，既有理性的反思，也有温情的关怀……

 

他就是经济学家何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2018年，他决定每年写一本书，一共写30本，记录中国历史上一段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他将通过大量走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真实记录中国每一年出现的新变量，为中国每一年的变化撰写一部“未来史”。

 

《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是这一系列鸿篇巨制的开端，是何帆在过去的一年走遍11个国家37个城市的心得，他解读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背后原因，他讲述让他惊讶和震撼的大山深处的小学，他分析社会治理的未来……该书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何帆的新书发布会前，界面新闻记者就该书的写作过程和书中的观点对他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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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您是一位经济学家，我们印象里经济学家主要是发表学术论文的，但您今年写了《变量》这本书，为什么从学术型学者转向记者型学者？

 

何帆：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学者。过去20多年我主要做政策研究。做政策性研究的最大体会就是，现实肯定比理论更重要。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传统，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最喜欢用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薛暮桥老先生、杜润生先生以及我们老师一辈周其仁先生都是这种风格。后来，学经济的学生更在乎论文发表，就把这种传统给忘了。我认为想真正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就要从单纯的从数据中找理论转向走到田间地头去看现实情况，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的变化。我原来也经常做田野调查，比如说研究通货膨胀看过养猪，研究供给侧改革下过煤田，研究粮食价格到过北大荒，所以我觉得跟原来没特别大的区别，无非就是表述方式不一样，原来是回来之后写一个学术性报告发在学术刊物上，现在要用一种更面向大众的表述方式讲出来，给读者一个启发。

 

界面新闻：你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题材过于宏大，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何帆：当然有，我是战战兢兢走过来的。这个挑战不仅在于30年，而且在于非常跨界，所以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汽车工程师肯定会说“你懂啥，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了”。无人机工程师肯定会说“你懂啥，都是高科技”。但是没关系，在这个时代必须要跨界。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单在一个学科里头是看不懂的。我们现在并不缺在一个领域里的专家，有很多人已经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人做的功底很扎实，但我们缺能跳出专业领域、从更宏大视野来看的人。那既然是跨界，就要冒跨界的风险。总要有人尝试，不怕被骂。正确的态度就是不断学习，如果有说错的地方，我就承认我错了。

 

界面新闻：接下来每年要出一本书，其实您可以看到自己的工作量，您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何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没有压力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压力在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很多焦虑。你每天总在想到底是从政还是经商，还是做学问？一旦做出了一个承诺，而且这个承诺让你要做30年，这种不确定性就完全消失了，那就没别的压力了。我现在唯一的压力就是能不能够做出满意的作品。现在的我更像一个工匠，30年的订单已经收到了，唯一关心的是怎么把这个活做好了。

 

界面新闻：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个人观点带来的偏见？如何在记录现实的时候保持客观性？比如您不看好拼多多模式，但是很多人认为拼多多确实提升了三四线城市以及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何帆：没有绝对的客观性，我所有的观点都不会先入为主，我会去问别的专家，然后去看、去听，比如拼多多我下载试用过，还要问大家是怎么看的，但到最后，你一定要自己下判断，这个判断一定是主观的。我在后记里讲到，我有一个“何帆规则”，其中就说，我这一套书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充满了偏见和谬误，但是我会为自己的观点负责。我提供的只是我的观察，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个社会的观点本来就是多元的，我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与他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参详印证的过程。他同意，很好；他不同意，要对我提出批评，也是在刺激他去思考。

 

界面新闻：每年会发生很多大事，您如何选择书里记录的题材？比如像今年的中兴芯片事情，其实影响也很大，涉及到国家的科技和教育等等，但是您并没有多费笔墨。

 

何帆：我希望在写每件事情的时候，刻意不从新闻的角度去写，所以中兴事件只是当我们在讨论到技术创新时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写给普通人，尽管我们讲的时代是非常恢宏的，但是在我的故事里头没有一个大人物。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想过，既然写这么大的格局，是不是先去采访一下中国最成功、最有名的企业家，但最后放弃了。我更想写的是让大家震撼的一群普通人，他们正好处在这个大时代的枢纽地带，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很吃惊，这个东西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正在往前走的力量。我们关心的是历史洪流当中的普通人，是能够激发出每个人心中努力向上的潜能的人，我把他们叫做小趋势的代表。

 

比如说我书里写的范家小学的张校长，代表的就是可能改变中国教育体系的力量。所有的农村小学现在都遇到师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等，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之下，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像范家小学这样不片面重视升学率、而是强调做人、强调生活技能，强调要让每个学生都自尊、自信、快乐的案例，那说明其实一个人是有可能改变小环境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可以很大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张校长，其实，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努力让中国的教育做得更好。现在，已经有很多公益组织跟我联系，说他们也在做农村教育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把原来的一个一个孤岛连成一个群岛，然后让这些群岛最后慢慢连成整片大陆，最终改变整个中国农村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体系。

 

界面新闻：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中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何帆：还是发现了范家小学。我们对农村教育感兴趣，想找一家与众不同的乡村小学。当时我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找，后来有人推荐了一些小而美的学校，我们走访了很多学校，最后觉得范家小学是最震撼的，它真的是一股清流。学校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平等、包容、自信、乐观的环境，那里的孩子是我见过的最快乐、最自信、最纯真的孩子，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平等融洽，孩子们有时会直接扑到老师怀里。因为农村人对“高考改变命运”、对考试成绩不再有更多执念，反而让这里的学生能够真正得到素质教育，学校对孩子们的要求是：有阅读的爱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能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形成爱清洁的卫生习惯，有两项体育爱好和一项艺术爱好。所以我才要说，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学校，不是北京或者上海的公办名校、国际学校，而是大山深处的一所农村寄宿学校。

 

界面新闻：您认为范家小学的孩子将来和城市里的公办名校、国际学校的小孩比能更有竞争力吗？有很多人担心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何帆：这是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如果回到教育的本质和做人的本质，那么，是做一个自尊、自信、快乐的普通人重要，还是在名利场上成功更重要？如果是前者，那么范家小学挺成功的，范家小学的孩子们也挺成功的。我最大的担心是，范家小学只有小学，孩子们毕业后去了中学、大学或者社会，会不会受到环境污染。毕竟，人都是环境的产物。所以，我只能希望，如果范家小学在这些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不会被摧毁，他们将来一定会过得很好。

 

关于阶层分化，从完全的底层直接上到社会最高层，自古以来很少发生，关键是要创造出能够从一楼走到二楼的机会，而不是从一楼直接到楼顶的机会。比如，范家小学的这些孩子的竞争对手其实并不是名校的精英，而是跟他们差不多一样阶层的孩子，比如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上学的那些孩子。假如同样背景的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去毛坦厂中学，最后上了个不入流的“三本”。另外一个假如不上大学，凭着兴趣爱好，当个厨师、健身教练、化妆师、电竞选手。谁的道路会更广阔呢？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变化，我越来越相信走后面一条路的人一定会过的更好。赛道越来越多，而且在后者的赛道上，乡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有同样的起跑线。比如，如果都想当厨师，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之间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更担心的反而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父母热衷于让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的一条成功的道路，但这条道路走到最后可能是死路一条。以后哪怕是北大清华毕业出来，该找不着工作照样找不到工作。以后能不能事业成功，靠的不是文凭，而是综合素质和能力。

 

界面新闻：您在书中讲到中美贸易的本质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能不能谈谈民粹主义思潮对全球形势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何帆：民粹主义是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一定会存在的。它是人性使然，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更容易乐观，更容易包容。原来经济好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人们想要一种安全感。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人会更强烈的想要回到自己的部落，想要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那些人，然后形成一个很紧密的小团体，这样才能觉得安心。这是一种本能的需求，你必须要去回应这种需求。而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主流精英就认为这些人是错的，认为这个世界是错的，因为跟他原来想的不一样。我想告诉读者的是，这个世界变了，不一定是错的。既然世界变了，你就必须得根据这些变化改变自己的观点。

 

具体到中美摩擦，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群想要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快车上下来的人，而中国则是刚刚挤上车的人，想下车的和刚上车的人对世界的认知不同，从而产生了摩擦。我觉得中美之间的摩擦会是长期的，中国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光荣孤立”的时代，必须要依靠国内的市场，所以要尽可能的让国内的社会安全网建立起来，居民的收入要提高，营商的环境要改善。同时要保持像原来那样，国外的资本、国外的技术能够自由的进出，但是未来肯定跟原来能够不设防进入的全球市场是不一样的。

 

中美之间如果要停止摩擦，必须得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好比火星入侵地球，地球人才能团结一致。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到来将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带来的威胁大到中美两国应该放弃之间的分歧，一起去面对。

 

界面新闻：您提到阿那亚社区邻里之间友好互助美好得像乌托邦的氛围，和社会上充斥的戾气和冷漠截然相反，您认为阿那亚这种社群未来有扩大化或者说有规模化的可能吗？

 

何帆：我觉得会越来越普遍。未来会出现新的择邻而居，这个也是人的需求。马斯洛所说的需求层次论，最高的层次叫自我实现。好多人觉得自我实现就是指有钱有权，马斯洛讲得很明确，当你自我实现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社会共同体里找到你自己。我们过去在物质匮乏时代和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信奉的是个人主义，追捧的是狼性文化，慢慢的你会觉得很失落，不快乐，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交流，所以未来会有越多越多的人有强烈的需求选择跟三观接近的人生活在一起。

 

阿那亚是北戴河海边的一个小区，这个楼盘以社群文化建设著称。阿那亚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些价值观相同的人选择在一起居住，像一个移民社会一样，是完全重建的。然后这些人开始练习中国人原来不太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怎么过公共生活。也就是说，一群陌生人共同做一件事情，怎么贡献资源，怎么分配资源。比如他们组织话剧表演，光这件事情就很难了：谁当主角？谁做场记？我也想当主角，凭什么你给我反派的角色？这里头就有很多付出资源和放弃利益的锻炼。中国人过去很缺乏这种经验，现在这种能力在一点一点生长。阿那亚社区背后的逻辑就是一群人一起创建一个美好生活，我觉得实际上它的意义比我们想的还要更深远，它是民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雏形，是社会治理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