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中国经济遇到的最大冲击。但是，就像频繁骚扰沿海地区的台风一样，贸易战本身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在2018年出现了转折点，美国已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我在2018年观察到的第一个变量是中美博弈。我会从一个更深层次分析中美之间的误解和敌意。在美国出现了一群想要下车的人，他们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美国政治的进一步分裂。在中国却有一群被挤上车的人，中国人对全球化、技术进步持有更开放、乐观的态度。当想要下车的人碰上刚挤上车的人，就会出现分歧和冲突。唯一能够消除这种对立，促使中美达成合作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中美必须联手应对的巨大挑战。在我看来，这个对全人类的挑战就是AI社会的降临。

 

1.台风

 

 

艾云尼、玛莉亚、安比、云雀、摩羯、贝碧嘉、温比亚、山竹、潭美……这是2018年登陆中国的一系列台风的名字。

 

6月登场的是“艾云尼”。“艾云尼”携暴雨袭击广东。广州市区多处变成泽国。肇庆高要区二中考场的道路出现积水，影响200多个监考老师、考生进入考场。

 

7月登场的有“玛莉亚”、“安比”和“云雀”。“玛莉亚”是有史以来增强速度最快的台风之一，在一天之内就从热带风暴发展成超强台风。随后登场的“安比”先慢后快，进入东海之后强度加大，在7月22日直奔浙江和上海而来，然后长途奔袭，途经江苏、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引起北方大面积降雨。“云雀”虽然影响较弱，但其轨迹非常诡异。这股台风于7月25日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登陆日本之后，不按常理往东北或往北走，而是急转逆行，西行而去，穿过半个日本之后进入东海，居然在海上连转两个圈，在华东中部沿海登陆，这也是史无前例。

 

8月，“摩羯”“贝碧嘉”“温比亚”一起亮相。“摩羯”8月12日在浙江温岭登陆，一路闯入安徽、河南。几乎与此同时，“贝碧嘉”先在海南琼海登陆，折向东北，在阳江再次登陆，导致广东、海南沿海连降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温比亚”登陆之后长驱直入，从浙江到安徽，再犯河南，又迤东北入山东境内。沿途多地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8月18日和19日，受“温比亚”影响，山东寿光连降暴雨。冶源水库、淌水崖水库、黑虎山水库开闸泄洪。泄洪持续了两天两夜，弥河沿岸村庄被河水倒灌，多村相继被淹。据调查，弥河寿光段严重受到养殖场、违章建筑、采沙场的蚕食，在河床上种菜、养猪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导致河道行洪不畅，水位抬高，引起洪水漫溢、堤防溃口，从而造成更大的洪涝损失。

 

最扣人心弦的是9月份的“山竹”。“山竹”9月15日在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16日“山竹”在广东台山沿海登陆。狂风吹雨，天昏地暗。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破了一个个黑洞。行道树或被连根拔起，或被拦腰折断，路上到处都是残枝碎叶、玻璃渣子。低洼处已经积水成河，一片汪洋。香港机场899班航班全部取消。澳门赌场关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山竹”除了给华南地区带来强风雨，远在华东的江浙沪皖也下起了暴雨或大暴雨，降水量反而超过广东。苏州常熟、南通海门分别名列全国降水量第一第二名。

 

台风能够被预测吗？

 

2018年台风频发，原在意料之中。自2017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出现持续大范围水温偏低，这意味着拉尼娜状态已经出现。拉尼娜和厄尔尼诺正好相反，厄尔尼诺是寒流异常增温，拉尼娜则是寒流异常偏冷，二者交替出现。当拉尼娜出现之后，会导致秋季台风相对活跃。历史上由厄尔尼诺转为拉尼娜的年份，台风均会偏多。

 

但具体的台风动向又难以精准预测。中国台风预测技术已经大有进步。天上有人造卫星。2016年11月升空的风云四号卫星能够在三万六千公里以外的轨道上，以每15分钟一次的频率为台风做一次探测。地上有天气雷达、观测站、自动气象站。当台风逼近沿海时，气象人员会驾驶“追风车”，到离台风最近的地方观测。追风车看起来只不过是普通的依维柯面包车，其实配备了GPS探空仪、微波辐射计、三维超声风速仪、声雷达、雨滴谱仪等先进仪器。饶是如此，气象部门也只能预报三天之内的热带气旋动向。像“云雀”这样的“妖风”，更是让各国天气预报部门都束手无策。

 

台风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吗？

 

一般来讲，人们会高估台风对经济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台风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台风到来之前，人们总是非常恐慌，但总体来说，影响并不像想象中的大。“山竹”登陆之前，香港、深圳的超市被抢购一空。家家商铺都备好了沙袋。迷信的人们在窗户上贴胶带，据说这样可以减少台风的冲击。事实上，台风过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虽然“山竹”看似狂暴，但其在1949年以来登陆粤港澳的台风中只能和其它几个台风并列第十名。2014年7月18号登陆海南文昌的超强台风“威马逊”才是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2017年登陆珠海的“天鸽”都比“山竹”更强。

 

但是，台风会暴露长期以来被掩盖的问题。

 

“山竹”过后，香港街头垃圾一片。这是海水倒灌，把人们扔到海里的垃圾又还回来了。台风过后，大批行道树被摧折，这跟多年来城市建设中忽视行道树的科学管理有关。2016年9月15日，“莫兰蒂”登陆厦门，厦门损失了35万株树。为什么会这样呢？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杨军副教授说，一是选错了树种，二是盲目移植大树，三是养护不当。棕榈类的树木最抗风，最不抗风的是马褂木、梨树、榆树、垂叶榕等。遗憾的是，厦门在选择行道树的时候恰恰选了最不抗风的垂叶榕。垂叶榕是厦门行道树中最多的一种，占总数的13.2%。这些年，中国的城市扩张时，主政者总是喜欢从乡下挖大树，移植到城里。这些大树在山中本来还能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寿命，到了城里能再活几十年就不错了。移植之后，养护也没有跟上，这是导致树木易于被摧折的重要原因。

 

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整整齐齐的行道树看起来满目苍翠、枝叶茂盛，这种表面的繁荣只是一种假象。移植过来的树大头小根、头重脚轻，遇到台风，怎能抗得住呢？

 

2.中美贸易战

 

 

2018年，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战。贸易战和台风有三个相似之处：都是在意料之中，但却难以预测；都是看似险恶，实则破坏力有限；都是无意之中能够暴露过去不曾重视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在意料之中，但过程和结局却无人能够预测。

 

至少在2017年，贸易战已经初现端倪。2017年4月，美国就进口钢铁及铝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调查。8月，美国对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启动301调查（因《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而得名）。

 

2018年新年伊始，风云突变。美国先后宣布对大型洗衣机、光伏产品加征关税，对中国铝箔产品加征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同时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在这个时候，美国的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但仍未专门针对中国，而是不管是否盟友，一律挥舞大棒。

 

到了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的商品总计可达600亿美元。作为缓兵之计，美国声称，关税并非即时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将在15天内制定征税货物列表，此后还有30天征询公众意见的公示期。中国毫不示弱，当即在次日宣布，拟对自美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但显然中方保持了克制。

 

美国步步紧逼。特朗普关心的是一个更大的数字。2018年4月5日，他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随后又爆发了中兴事件。4月16日，美国宣布，因违反美国制裁禁令向伊朗出口，中兴通讯将被禁止从美国市场购买芯片等零部件产品。中兴受罚，举国震惊。这引发了国内关于芯片和核心技术的大讨论。

 

2018年5月2日，美国代表团抵京。这是中美第一次谈判。美方实施特朗普的“疯人战略”，对中国漫天要价。比如，要求中国在两年之内缩减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要求中国取消对《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10个高科技部门的补贴和政府支持，要求对美国采取的任何措施，中国不采取任何形式的报复，美国可以对中国在美涉及技术和安全敏感部门的投资进行限制，中国不能反对、挑战和报复。中国当然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但也做出了必要的让步，比如，如果美国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中国也会降低从美国进口汽车和其它产品的关税。

 

5月15日至19日，刘鹤率团赴美进行第二次谈判。中国表达了大量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大幅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的诚意。进口额接近700亿美元。中方新闻通稿指，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将暂缓对中国征收关税，让贸易战争“暂停”。但数小时后，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又放出风声：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征收关税。

 

硝烟未散。5月29日，美国白宫宣布仍将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还将在6月30日公布对中国向美国的投资限制等措施。次日，美方经贸磋商工作团队匆匆访问北京，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结束两天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代表团没有发表评论就启程回国。

 

到此为止，中美之间的谈判都是战前交锋。6月16日，贸易战终于爆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于7月6日执行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税25%。数分钟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美国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次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

 

威胁的边际效果在递减。于是，6月18日，特朗普又宣称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中国商务部称，如果美方丧失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反制。

 

随后，贸易战不断升级。7月6日，美国对华征税清单第一部分正式生效，涉及进口价值约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7月10日，美国公布进一步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这一轮关税措施将经公众评论，并在8月20日至23日举行听证会。中国商务部在8月3日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5%不等的关税。

 

9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10%的关税，随后又将之上调为25%。他在当日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如果中国对我们的农民或其它行业采取报复行动”，他准备立即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随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自北京时间9月24日12时01分起实施。

 

冲突扩散到了经贸领域之外。9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中方违反《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及S-400防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将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召回在美国参加第23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推迟计划于9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国的谈判者经历了震惊、愤怒、焦虑、担忧、诧异、失望、厌恶和无奈。最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幻想。9月25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国新办记者会上确认：中方已经拒绝美方提出的磋商要求。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著名畅销书作家尼尔.弗格森曾创造出一个概念：“中美国”。中国和美国似乎成了连体婴儿。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是互补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消耗资源，美国消费；中国金融抑制，美国消费。中国帮助美国压低了利率，中国帮助美国保持了较低的物价水平，中国把辛辛苦苦挣到的外汇大多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这种格局，究竟是中国应该抱怨，还是美国应该抱怨呢？

 

为什么美国从中国获得了各种好处，却对中国越来越不满了呢？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贸易摩擦，但何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迅速激化？

 

很多人说，这都是因为特朗普。

 

3.破译特朗普的密码

 

 

T是个记者，他是个典型的新闻理想主义者，价值观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T早年是学电脑编程的，他对那些没有规则的混乱深恶痛绝。他决心找到破译特朗普的密码，不然自己就会发疯的。T告诉我：“我受够了每天早上起床，看到特朗普又发了一条推特，然后在心里大骂，这特么什么玩意。”

 

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寻找破译特朗普的密码，他们认为特朗普就是个疯子，他毫无特操、不可理喻、无法预测。还有些人声称他们读懂了特朗普，在他们看来，特朗普只是装疯卖傻而已，这是一种“理性地选择非理性”的计谋。特朗普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已经精心布局了每一步棋。那些表面上的愚蠢，只不过是一种烟雾弹。对特朗普的这两种解读都是错的，他们都没有找到真正的线索。

 

为了找到解读特朗普的密码，T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看《纽约时报》了，主流媒体提供不了他想要的线索。他改为看Fox News，这本来是他最鄙夷的电视台。他像一名侦探一样，跟踪特朗普的推特，分析特朗普的支持者，研究围绕在特朗普周围的人，最后，他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破译特朗普的密码。

 

其实，破译特朗普并不难。一旦点明，你会觉得很简单，就像哥伦布把煮鸡蛋的壳磕了一下，就能让鸡蛋站在桌子上一样。想要理解特朗普，你要记住两点。第一，人的行为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特朗普是个70多岁的老人，他的性格早已定型，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第二，人的处事是由其人生经历决定的。特朗普在当美国总统之前从未有过从政经验，他是个商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喜欢在电视里当明星的商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的性格。

 

判断特朗普的性格诚非难事。他的性格特征太明显了。在他身边的人对此都有察觉。特朗普那本拿来当招牌的书《交易的艺术》其实并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让一个叫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的年轻作家当捉刀人。施瓦茨为了完成这本书，曾在18个月内，每天和特朗普在一起的时间长达8-12个小时。施瓦茨发现，特朗普很难集中精力，也不爱读书，手脚爱动，总是停不下来。施瓦茨说，他觉得特朗普有ADHD，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特朗普当选之后，我曾经采访过其竞选团队里的一位“中层干部”。我问他：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什么？他耸耸肩：我们哪里有什么对华政策！我又问他：那谁对他的影响力更大？他说：谁下午跟特朗普讲话，他的影响力肯定比上午讲话的那个人更大！

 

你或许并不认识特朗普本人，但你一定会在身边遇见过跟特朗普性格相似的人。像特朗普这样性格的人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劣势是，他们很难有长期的战略思考和准备。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是需要长期集中注意力的。据说，特朗普听属下跟他汇报不能超过二十分钟，超过二十分钟他就坚持不了。类似特朗普这样性格的人也有其优点，他们更容易在短期内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一件事上，让自己的能量爆棚。因此，当特朗普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不要低估他做这件事的决心和能量，但也不要高估他对这件事的关注。一旦他觉得已经把这件事做完了，就会很快忘到九霄云外，然后集中炮火，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T告诉我，他发现特朗普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并不像其他政治家那么复杂。其他政治家讲起话来，往往是话里有话，但要想理解特朗普，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去猜他话里的话。理解特朗普最好的办法是相信他说的字面意思。当他讲要修一堵墙的时候，你不要猜测，他的意思是不是要加强边境的管理，或是调整对外政策。他真的是要修一堵墙，一堵用砖头垒起来的墙。这跟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他要的是从字面上完成一个目标，这样就能宣布自己成功了，至于这件事情的实际效果如何，他没有耐心知道。他要赶紧完成一场表演，然后赶场到下一场表演。

 

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朗普的人生经历。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经营国家的思路不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像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当别的政治家提起“社会契约”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打一个比方，只有特朗普真的把他的竞选承诺视为一个商业合同。所以，别的政治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只有特朗普是言出必行，他几乎是完全按照竞选时给出的承诺，一条条兑现。这不是政治家，而是企业家的思路：我答应我的顾客什么，就一定要交付。

 

2016 年总统竞选中给川普捐款最多的依次是：金融房地产行业、个人、传统行业、通信行业、医疗健康、农业、建筑、能源。特朗普给了金融房地产业减税政策；给了选民禁穆令、推举保守派大法官、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给了传统产业关税保护和贸易战；给了通信行业中兴制裁案；为医疗行业打击奥巴马的医保政策；为了农业部门退出了两个最主要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边境墙的时候承诺用美国建筑公司；为了能源行业退出巴黎协定、支持煤炭产业、反对新能源政策。特朗普好像藏着一本清单，上面写着顾客的名字，凡是已经送货上门的，就一一划勾。特朗普对给他支持的主要行业一一兑现了承诺。当然，这些政策未必真的有效，比如，关税保护能够拯救传统产业吗？就业还会回到衰败的制造业吗？——送货之后的事情，特朗普就懒得再管了。

 

特朗普是一个威权型的CEO。他的要求是：管理团队都要听我的，只关注下个季度的KPI，账面上必须赢。特朗普管理团队，不看能力只看忠诚度，而且一定要手下互相掐，这样他才能凌驾一切。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老干部”，一派是“造反派”。那些资历深、行事严谨的官员更像“老干部”，比如曾任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伯斯、曾任白宫经济顾问的加里.科恩，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等。这些人大多或主动辞职，或被免职，都靠边站了。“造反派”则是跟特朗普个人关系更近，立场更为激进的那些人，比如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官、总统高级顾问的班农（Steven Bannon）、前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宾塞、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这些人虽曾倍受特朗普青睐，但一半以上也已经“落花流水春去也”。《纽约时报》在9月5日罕见地刊发了一篇匿名文章：《我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抵抗力量的一员》。这篇文章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特朗普政府内部确实非常混乱。这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执行力，也使得意外事件爆发的概率提高。

 

还有一条理解特朗普的主线是：凡是奥巴马要做的，特朗普一定反对。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有种族主义倾向，或者和奥巴马有个人恩怨。这些解释都不完全正确。特朗普出生在纽约，纽约并没有严重的种族主义。特朗普其实并不在意种族问题。那他为什么要选择奥巴马开刀？很简单，如果是经营一家企业的话，找到一家对标企业，紧盯着对手干了些什么，然后据此设定自己的KPI，这是最容易找到考核指标的。这就有了锚定，也就有了抓手。这种方法简单有效。所以凡是奥巴马支持的，特朗普就它干掉，比如TPP，比如奥巴马的医保改革。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特朗普不可理喻，是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见过这样性格和经历的人，但这样性格和经历的人非常多。理解了他的性格和经历，我们就能破译特朗普。虽然我们不能预测特朗普明天在推特上会说什么，但却能准确把握他的套路，并做好预案准备。

 

我们不能低估特朗普要赢一场战斗的决心，但也要知道，他不可能有战略，他打不赢一场战争。

 

拉长历史的视角，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绝无可能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也不是历史上的重要变量。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美国历史上一段非凡时期的结束。旧的路标已经消失，新的路标尚未出现，每个人都异乎寻常地迷惑。特朗普是求解美国政治难题的错误答案，但这毕竟是一次求解这道题的尝试。美国还会不断尝试其它的算法，直到最后解出最优答案，这个过程会充满了错误、动荡和纠偏。

 

4.供应链

 

 

一个人在青春期时候形成的世界观往往会一直影响他。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和60年前还是一模一样，所以他才会相信，贸易战是个好东西，而且美国一定能打赢。

 

60年前，国际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比如，欧洲生产汽车，美国也生产汽车。欧洲想把汽车卖到美国，美国想把汽车卖到欧洲。如果美国对来自欧洲的汽车加征关税，欧洲的车在美国就卖得更贵，于是，美国的消费者就会多买国产车，少买欧洲车，于是，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

 

当然，这只是一种最理想的结果。在现实中，外国车和国产车的质量会有差异，消费者不会只考虑价格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之后，省油的日本车在美国卖得很好。此外，如果美国对欧洲的汽车加征关税，欧洲也会如法炮制，最后两国都未必能够在贸易战中获益。

 

60年后，世界经济已经大不一样。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分工的格局，现在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也就是说，现在的生产方式不再是一条生产流水线完成所有的生产环节，而是把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世界各地，最后，像拼积木一样把这些零部件组装起来。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形成了一条供应链。生产的链条越来越长，这就使得国际贸易的机会越来越多。

 

这正是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假如全球贸易还是过去的产业间贸易，那么，留给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并不会很多。过去有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用十亿条裤子换美国一架飞机”，这说的就是产业间贸易。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产业间贸易变成了产业内贸易，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于是，机缘巧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产业，都有其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中国就可以从这个环节切入，然后逐渐向两边扩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之间的贸易格局，是在过去25年左右的时间里，两国相互投资了近3000亿美元，共同构建起来的。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摧毁紧密相连的中美供应链呢？

 

根据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项研究，从1990年到2015年，美国累计在中国投资2300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累计投资640亿美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集中于IT通讯行业、化学和材料行业、汽车配件等，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集中于能源、房地产和娱乐媒体行业等。中美两国相互间的投资越多，供应链联系就越紧密，两国间的贸易额就越大。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要到中国投资呢？因为这里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一，中国的劳动力更便宜。美国制造业工人每月工资4000美元，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大约每月工资700美元。二，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美国的企业想要靠近这个市场。举例来说，中国已经成了智能手机、汽车飞机和服装的全球最大市场。三，在中国能够接近供应商。这已经成为吸引美国投资者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生产网络，你需要的所有的零部件都能在这里很方便地配齐。你可以离开中国，但怎么把这么多供应商一起带走呢？

 

那么，如果特朗普下定决心要把企业搬回去呢？

 

高盛在2017年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谈到，如果想把生产手机的供应链搬回美国，至少需要花五年的时间，追加投资300-350亿美元，手机的制造成本会上升37%，零售价格至少上涨15%。如果想把生产服装的供应链搬回美国，至少需要花五到十年的时间，追加投资400-450亿美元，服装的制造成本会上升46%，零售价格至少上涨14%。

 

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结果。美国钢铁业雇佣了15万工人，但钢铁的下游行业雇佣了数百万工人。每一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都是用更大的社会成本，让更多的人买单，只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账来算从来都是不划算的，对此企业主们心知肚明。在8月份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的听证会上，将近80%的企业不赞同301调查的结论，在大约20%同意301调查结论的企业中，也只有5%赞成用加征关税的办法对付中国。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当然会有负面冲击，但就像台风中被刮断树枝的大树一样，只要中国经济的根基不动，对贸易战的风险就不必高估。

 

这是因为：特朗普没有贸易战的整体战略。即使有，他的团队也很难执行下去。即使执行，也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建立在供应链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过去的国际贸易大不一样，想要推倒重来，再建一套供应链体系，会带来整个世界经济的混乱。

 

 5.火星入侵

 

 

如果你只关注中美贸易战，那你看到的只是树干，并不是整个大树。中美关系才是全树。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转折点”，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艰难的博弈。

 

事实上，美国战略界在2010年前后就达成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的共识。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中美关系高开低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再度紧张，尤其是在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特朗普国情咨文几份报告相继发布，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从2015年左右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已经有了“标准答案”。 2018年年初美国国会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全票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这一奇特现象表明，反对中国，成了华盛顿的新的“政治正确”。

 

过去，国际政治学者讲到中美关系，喜欢说这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时候吵架，有时候和好，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这种判断已经不再成立。2018年，中美关系已经击穿支撑线，可能进入新一轮下跌行情。

 

在新一轮的下跌行情中，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摩擦已经不仅限于经贸问题，有可能会向外交和安全领域外溢，甚至导致双边关系敌对化。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了一个针对中国的演讲，这个演讲中所传达的信息就是美国因未能改变中国的制度和道路而感到的挫败感。演讲指出，美国打算全面对抗中国崛起，从贸易投资政策到知识产权报告，从网络攻击到“中国干涉美国内政”，从“债务外交”到“审查文化”。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评价说：这是2018年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因为这意味着中美长期冲突的开端。

 

我见证过美国战略界的这种挫败感。有一次，我在华盛顿开会，一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讨论对华政策。讨论越来越激烈，他们好像忘了房间里还有我这个中国人。一位专家说，必须在政治上施加压力，让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另一位专家马上说，不要忘记了WTO的教训。当年美国让中国加入WTO，就是想，如果中国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就会变得更像美国，结果呢，中国不仅没有变成美国，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跟美国一样，中国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那怎么办呢？

 

归根到底，美国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个和它不一样，但经济规模比自己还大的中国。

 

2018年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次晚宴上，一位中国资深女外交官和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起。

 

这位中国资深女外交官问萨默斯，中美之间怎样才能重新回到友好的局面。萨默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被逼急了，萨默斯把手一摊，无奈地说：“你想让我怎么回答呢？夫人！”

 

马丁·沃尔夫看不过去，把话接了过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无论做什么，美国都会保持警惕，除非火星人入侵。”

 

虽然马丁·沃尔夫讲的只是一句笑话，但他却道出了真相。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要分我们和他们的。事实上，是先有了他们，才有我们，也就是说，先有了对手，才能保持自己人的团结。中美关系突然转折，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面对世界秩序危机感到力不从心，想要改变中国而又无从下手，国内政治混乱而分裂，为了凝聚起来，必须寻找一个对手。

 

各个国家之间一定存在这样的竞争关系，在极端的时候，这种竞争关系表现为战争。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之间也在时时刻刻处处较量。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这背后的原因是：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快，也就能证明其制度更有优势。如果补充一下，技术进步也是和平年代的竞赛。哪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更快，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体制优势。

 

我们可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大致做一个判断：由于美国感受到国内政治分裂的焦虑、经济竞争力下滑的失望、普通民众的不满，因此，美国要寻求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义、对游戏规则的重新设计，美国仍然会对华“接触”，但会有更多的“围堵”。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在对抗中寻求合作”的新挑战。但是，也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分化和矛盾，使得美国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对华战略。

 

从中美关系的演进来看，中国的变化历来是一个更主要的变量。新中国的成立影响了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华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影响了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对华政策。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快要超过美国，这又是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

 

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看中国如何理性应对。

 

6.蓝鲸和白鲨

 

 

我给你讲一个关于鲸鱼和鲨鱼的故事吧。

 

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种巨齿鲨。巨齿鲨的体型大约是大白鲨的3倍以上，比现存的最大鲨鱼鲸鲨还要大。大约在260万年前，巨齿鲨灭绝了。根据一些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巨齿鲨主要以一些小型的鲸鱼为食。后来，由于小型鲸鱼的个头逐渐变大，成了须鲸，巨齿鲨难以捕捉到小型鲸鱼。很可能是由于食物缺乏，使得曾经不可一世的巨齿鲨灭绝了。

 

这个故事对我们思考大国关系有三点启发。

 

一，虽然鲸鱼和鲨鱼都是海洋中的庞然大物，但它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物。鲨鱼是一种软骨鱼，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虽然它们的形态较为相似，但这只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相似，在生物学中被称为“趋同进化”。鲨鱼变不成鲸鱼，鲸鱼也变不成鲨鱼。同样，一个国家的性格是由其历史、文化决定的，中国和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中国变不成美国，正如美国变不成中国一样。

 

二，每一个物种都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适者生存。巨齿鲨的灭绝，归根到底不是由于鲸鱼长得更大，而是由于它自己没有适应环境的变化。如果美国的相对国力出现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出在美国自身。同样，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顺利实现崛起，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出在中国自身。谁都不能让别人背锅。

 

三，在生态系统最顶端的物种是很难互相灭绝的。如今，在海洋的生态系统中，鲸鱼和鲨鱼并存，再凶猛的鲨鱼，比如大白鲨，也无法灭绝体型巨大的鲸鱼，哪怕这些鲸鱼是非常温顺的蓝鲸。有些凶猛的鲸鱼还会去和鲨鱼搏斗，比如虎鲸遇到鲨鱼的时候会用头把鲨鱼撞晕。在非洲大草原上，大象和狮子都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狮子没有办法灭绝大象，大象也没有办法灭绝狮子。大国之间，很可能最后不得不出现一种均势，出现一种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其实是努力争取来的。大国之间的博弈，就像《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中说的，为了保持在原地，你都必须不停地奔跑。

 

 7.想要下车的人

 

 

如果你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你只是看到了一棵树，你还没有看到森林的全貌。

 

虽然马丁·沃尔夫把彭斯演讲视为2018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但这件事情在美国政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涟漪。在特朗普的眼里，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向自己示好的一种信号，也是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赢得更多席位做的宣传。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演讲既不如他在6月12日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举行首场历史性会晤那么过瘾，也不如5月14日美国在耶路撒冷举行驻以使馆迁址仪式那么刺激。在全球媒体的眼中，2018年全球最黑暗的一天应该是10月2日。这一天，常居美国并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结果惨遭杀害，据说他是被活活肢解的。很多媒体哀叹：历史在这一天倒退了一千年。在美国民众的眼里，彭斯的演讲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美国人更关注的是10月9日卡瓦诺以50票支持48票反对的微弱多数当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新任终身大法官。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投赞成票，几乎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投反对票，这是美国1881年以来批准联邦最高大法官人选投票中党派分化最严重的一次。美国人也更关注10月27日在美国匹茨堡市一座犹太教堂发生的枪击事件。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由仇恨引发的悲剧。再往前追溯，2017年8月12日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一场骚乱揭开了美国掩盖了150多年的历史伤疤。这场骚乱源自于白人民族主义者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拆除南北战争中南方联盟的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很多人天真地认为，美国在内战之后没有留下仇恨。如今，夏洛茨维尔事件极具象征意义地宣告：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新的“内战”。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变量。这不仅是美国的现象，欧洲也有，南美洲、中东、亚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这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酝酿已久的政治、文化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民粹主义的兴起？因为有一群想要下车的人。

 

二战之后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由美国建立起来的，美国是领导者，美国是历史列车的司机，但如今有一批美国人却对这一秩序越来越不满了。

 

有人说，支持特朗普的都是没有工作的白人。他们被称作“红脖子”（redneck）,“白人垃圾”（white trash），或是“乡巴佬”（hillbilly）。一位叫J. D. 万斯的年轻人写了一本自传，叫《乡巴佬悲歌》（Hillbilly Eleby），一下子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万斯的家庭来自肯塔基州的东部山区，他的童年在俄亥俄州的一座衰败的钢铁城市长大。他自认为是苏格兰-爱尔兰裔后代，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的一员。万斯写到，“对于这个人群来说，贫穷是家族的传统。”这本书写得很烂，但非常应景。也有很多记者跑到“铁锈地带”，描写了那里的贫困而绝望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待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发现在被遗忘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活力、自己的尊严。

 

事实上，这种对特朗普选民的描述是错误的。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平均收入水平略高于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民；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有白人，也有拉丁裔甚至亚裔等少数族群；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虽然年纪偏大，但在年轻人中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人们总是想要给特朗普的选民做个画像，比如谁是最典型的特朗普选民：男性？白人？没有上过大学？住在中西部的小镇？在工厂里当工人？

 

这种研究方法是有误导性的。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艾米丽.伊金斯（Emily Ekins）有份报告，题目叫：《五种类型的特朗普选民》。她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五花八门，有的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有的是激进的自由市场支持者，有的是美国价值观保护主义者，有的是反精英者，有的是感到被遗忘的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一定要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可能是：他们都强烈反对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都反对希拉里.克林顿所代表的精英阶层。

 

有人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持久的经济低迷、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美国收入分配的恶化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和没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拉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大学文凭、处于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群也倍感焦虑，一个错误、一个不幸，他们就可能会出局。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社会流动性也在下降。社会的电梯坏了，待在下面的人们没有办法坐电梯上去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蓝领工人境况恶化，他们想往回走；年轻人看不到前途，他们要求更激进的政策；新移民和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他们想要朝中间走。这就像克雷洛夫的寓言里写的，天鹅朝天上拉车，梭子鱼朝水里拉车，虾朝后面拉车。

 

但是，仅仅把民粹主义的兴起归咎于经济衰退是有偏颇的。遭受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中有冰岛和爱尔兰，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出现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这些东欧国家民粹主义势头强劲。民粹主义激发出来的情绪非常复杂，有些人想要更传统的家庭，有些人想要更虔诚的宗教，有些人感到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太快，有些人对技术进步心存疑虑。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海特讲到，人类的道德就像味觉一样，也分不同的口味。如果仔细辨认，道德至少能够尝出来五种不同的“味道”。第一种味道是关爱，我们会对弱势者有怜悯之心。第二种味道是公平，我们讨厌别人揩我们的油，希望能够惩罚欺骗行为。第三种味道是忠诚，我们觉得自己的群体是更好的，我们痛恨那些跟我们做对的敌人，以及背叛群体的败类。第四种味道是权威，我们对等级和地位非常敏感，因为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天然存在等级秩序。第五种味道是圣洁，我们会对某些“不洁”的社会行为本能地感到厌恶。

 

西方精英为大众提供的意识形态更注重第一种道德口味。他们关心黑人、同情印第安人，为非洲的饥民募捐，为同性恋者辩护，为其它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声援。他们很努力，但未免用力过猛，久而久之容易令人生厌。这好比一个厨师仅仅提供糖和盐，那怎么能烧出一道道好菜呢？特朗普的厨艺可能不好，但他的调味品多，酸甜苦辣都有，就算是地沟油烧出来的麻辣小龙虾，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更容易吸引食客。尤其是，时代变了，人们的口味也变了。当危机到来，人们预感社会基础会受到动摇的时候，会本能地回归一个小集团，在同伴中寻求保护。为此，他们甘愿放弃自我，更多地服从和追随。 

   

有人把民粹主义称为法西斯主义或事极端分子。是的，在民粹主义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狂热分子，也有一些趁势煽动群众的政治投机分子，但总体来讲，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相反，他们想要一种更接地气的民主。他们最大的不满就是，自己的声音被忽视了：由于各种政治正确的禁忌，民粹主义者觉得自己失去了平等的话语权；由于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政策，民粹主义者觉得自己受到了更大的歧视；由于政治精英们更热衷于支持全球化、全球治理，民粹主义者觉得政治离自己太远，精英们的政治主张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他们就会和政治日益疏离，变成现有体制的反对派。

 

再回到钓鱼台晚宴的嘉宾之一，哈佛大学的萨默斯教授。萨默斯在2018年9月，和太太一起开车横穿美国。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从芝加哥穿越北美大草原和落基山脉，途经艾奥瓦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荷华州等，一直开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这对萨默斯来说是一次极为新奇的体验。像他这样的精英几乎从不会到这些偏僻地方。

 

美国乡村歌手Jason Aldean唱过一首歌，叫《飞过去的州》（Fly Over States）。里面唱到，两个坐头等舱的家伙从纽约飞到洛杉矶，三千英尺下面是俄克拉荷马州一望无际的玉米小麦。他们想，谁会住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呢？

 

“他们从未开车经过印第安纳州

遇到那些耕种的农民

他们播撒种子，为了你我辛勤劳作

或是在堪萨斯州眺望满月

否则他们就会理解为何上帝要创造这样的飞越之地

我猜那位圣达菲货运火车司机已看过这里全部的景色

就和那位连续三天运送美国钢铁的卡车司机一样

公路和铁路在他们脚下，听上去就像是头等舱座位”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萨默斯夫妇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们要随时查看油量，因为下一个加油站在50英里以外，而下一个能够买到iPhone充电器的地方在250英里以外。除了有浪漫的风景，路上遇见更多的是荒废的咖啡馆、加油站和旅馆。他们细心统计了一下：路旁的标语中，反堕胎标语的数量是其它政治标语的15倍。

 

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各国精英们说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人都是历史的绊脚石。萨默斯的这趟旅行仅仅花了两周时间，但这样走马观花地看一次，对他也是一种极大的震撼。萨默斯说，他终于明白过来：在美国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地不同。祖祖辈辈生活在家乡的人们希望能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精英们应该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

　　

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远。政治总是本地的，但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当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到这是中美之间相对力量变化的结果，再往深里看，就会看到民粹主义带来的国内政治撕裂。内政会影响外交。在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民粹主义是一种谁也无法回避的力量。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引发风暴，那假如是亿万只蝴蝶一起拍动翅膀呢？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这是过早的下车。对社会精英们来说，这是迟到的觉醒。

 

8.被挤上车的人

 

 

为什么有人想要下车，这让大部分中国人很想不通。中国人就像是早上要坐公交车的乘客，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上车。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最后都发现，自己是被挤上车的。

 

在西方社会，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20-30年为时间单位，但在中国，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会用每10年为单位。我们经常会讲到60后、70后、80后、90后，等等。或许，这能够反映出来中国的社会变革速度太快了。西方社会相对成熟而稳定，中国社会更有激情和活力。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能跨越西方社会20-30年的时间。剧烈的社会变革也会影响到每10年一代人的性格。或许，60后的人们略显世故，70后的人们更为务实，80后的人们最是疲惫，90后的人们稍觉轻佻。但是，假如我们把历史的视角拉得更长，你会发现，在1960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人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了快车的人”。

 

“坐了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他们都相信：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未来，等“坐了快车的人”回望从1978年到2018年这30年，他们会蓦然惊觉：原来这样高速增长的时代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在此后的迢迢长路上，他们会逐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放慢，随后被其它新兴经济体超过；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相反，过去的快速增长模式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缺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下一代人未必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跟未来的人们相比，如今刚刚退休的这一代人很可能过的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过来：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有的奢侈----归根到底，人活得怎么样，首先取决于你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你的个人努力并没有那么重要；知识是改变不了命运的，至少现在的教育体制无法保障你从容应对未来的职场挑战；即使上了最好的大学，你仍然可能对社会一无所知；未来也不会再有最好的工作、最有保障的工作，未来只会有你喜欢的工作、你不喜欢的工作和找不到的工作。

 

当然，当人们意识到这些，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站在2018年的山顶，人们不能不庆幸，过去这30年走过来，全靠国运。在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格局恰好发生了调整，产业间的贸易变成了产业内的贸易；当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候，恰逢“苏联解体”，西方世界趾高气昂，并没有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当中国进一步壮大之后，美国开始隐隐觉得不安，但突然爆发了“9.11”恐怖袭击，美国把注意力都放在反恐怖主义上面，中国又赢得了一段较为有利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国运不是一般地好：凡是在中国快要犯错误的时候，就会有别的国家出来，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于是，中国就知道，原来这条路是不对的。就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曾经想要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但因为准备不足耽搁了，结果，东亚金融危机不期而至，那些盲目地开放了资本账户的东亚经济体饱受肆虐，于是，中国才变得更加谨慎，没有鲁莽地开放金融市场。就在我们的邻居，有个国家叫日本，日本几乎把能够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过快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为刺激内需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主动挑破泡沫引发“失去的十年”、未能及早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经济困境----中国只要在后面看着，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能少栽很多跟头。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判断：经济增长会影响到国民性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更乐观、更自信、更积极上进、更包容开放。过去30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坐上快车的人”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也更乐观。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欢迎程度都远超过西方，他们会更加大胆地拥抱新技术，甚至多少有些鲁莽。

 

中国一直秉承着实用主义精神，相信拿来主义，相信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的政府更像是风险投资家。地方政府在引进高科技项目的时候效率极高。随手举一个例子：2017年东山精密电子项目在盐城国家高新区开工，项目于 2017 年5月签约、7月开工建设。从拿到土地出让合同到办理施工许可证仅用了17个工作日。一期工程总投资 130 亿元，60.8 万平方米的厂区、70 亿元的设备，不到9个月就建成投产。在投资高科技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政府热情更高，更舍得花钱，比如2019年北京将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延崇高速和服务区域上路，到2022年，全市智能网联汽车及关联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亿元。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更熟悉商业模式，和企业家有更多共同语言。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对技术创新的接受程度显然比西方消费者更高，更愿意尝试新生事物。看到一个无人飞机，美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是不是会侵犯私人隐私，中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东西真好玩，不仅自己买一个，还要买一个送给朋友。罗兰贝格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需求全球最高。如果出现全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且比自有汽车每次出行成本更低，73%的受访者表示会不再购买汽车，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6%。60%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在购买下一辆汽车的时候会考虑纯电动汽车，远高于37%的全球平均水平。普华永道的一份关于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人工智能）市场前景的报告调查了全球27个国家的22000名消费者。中国有52%的消费者计划购买AI设备，而在全球范围内，58%的人对AI设备毫无兴趣，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拖了后退。中国也是AI设备渗透率最高的国家，21%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设备。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技术崇拜的氛围，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大国。这里聚集着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以及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互联网企业。数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购物、支付、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聪明、时尚。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美国的焦虑。美国不是没有过同样的焦虑。这让我想起关于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个轶事。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消息传来，美国举国震撼。弗里德曼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口咬定这一定是个假新闻，理由是像苏联这样的计划体制国家，绝对不可能搞出这样先进的技术。

 

为什么美国会担心输掉自己一直占优势的行业呢？为什么美国会瞄准中国实际并不存在的高新产业呢？这是一群想要下车的人对刚挤上车的人的不满和怨气。正是由于美国出现了一批想要下车的人，他们是环顾自己周围的小环境，感到更多的失落、焦虑、不安和抱怨，然后才会把愤懑发泄在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身上。正是由于中国有了一批被挤上车的人，他们无法理解西方民众的感受，才会对来自美国的指责格外感到困惑、更易于被激怒。

 

想要下车的人和被挤上车的人都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下车之后，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美国真的想退回自给自足的经济？难道美国愿意把二战之后自己一手建立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打烂？如果车速放慢，或是车被堵在路上，被挤上车的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并不是司机，改变不了车速，那么，被挤上车的人也会变成想要下车的人？

 

更需要警醒的是，虽然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想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其实都在同一辆车上。如果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真的在车厢里发生了殴斗，这辆车可能会失控，掉下悬崖，就像是11月2日在重庆长江大桥上，那辆由于一位女乘客和司机发生肢体冲突，突然转向并坠入江中的公交车一样----不要忘了，车上还有其他13名乘客呢。

 

 9.寒冬将至

 

 

外交的根源在于内政。如果不理解那些想要下车的人，你就不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影响西方世界政治格局的涌动暗流，也不可能找出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不理解那些被挤上车的人，你就不可能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和劣势有准确的判断，也不可能提前布局，做好应对未来挑战的预案。

 

我们找到了中美关系的结：想要下车的人碰上了被挤上车的人。这个结似乎已经成了个死结，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结呢？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钓鱼台晚宴的另一位嘉宾马丁·沃尔夫的判断。马丁·沃尔夫说，只有当火星人入侵的时候，中美之间才能改善关系。这个判断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只有当中国和美国遇到一个共同的挑战，这个挑战必须来自人类之外，而且这个挑战必须足够大，以至于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应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才会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这个挑战会来自哪里呢？地缘政治风险不是共同的挑战。无论是在东亚、南海，还是在中东、非洲，都不可能出现一个对手，不管这个对手是一个政权，还是一个恐怖组织，强大到了足以让中美两个国家不得不联手。

 

气候变化等问题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到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这这个挑战似乎还很遥远，争议过于激烈，无法凝聚共识，难以动员足够的国内政治力量。

 

最有可能成为候选者的挑战应该是AI。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人类社会终将进入一个全新的AI社会。这个AI社会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呢？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末日呢？

 

你一定听到了各种预言。大致来说，这些预言要么非常乐观，要么非常悲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对未来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预言大多是不靠谱的。

 

为了理解未来，我们可以拿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做个类比。

 

假如工厂出现的时候，你是个农民；纺织机出现的时候，你是个裁缝；汽车出现的时候，你是个马车夫；机关枪出现的时候，你是个骑兵，你该怎么办？你一定会像那些想要下车的人一样感到眩晕。这个世界完全乱套了。农田不再是原来的农田，村庄不再是原来的村庄，域外的工业品如同潮水一般冲垮了国内的手工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你再想想，如果火车出现的时候你是个旅人，电报出现的时候你是个记者，纺织机出现的时候你是个棉农，电影出现的时候你是个观众，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一定会像那些刚挤上车的人一样感到狂喜。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遥远的世界近在咫尺，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以征服整个世界。如同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无限叹惋地写到一战之前的欧洲：任何一个有过人之处的人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跻身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此时他们可以享受到低廉的价格，生活方便而舒适，这种生活之愉悦远超过其它时代那些富甲一方、权倾天下的君主。”

 

这两种体会都是真实的。工业革命先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随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震荡，但最终走出了这段“死亡谷”，进入一种新的均衡，并给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不要忘记，在这段时期，曾经爆发过工人运动、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次洗牌，一次次淘汰。比如，如果你身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即使你能预知再过30年，世界经济将会进入稳步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消息可会让你在破产的时候感觉更好受一些？

 

在人类历史上，AI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力可能是一个量级的。AI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也会导致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未来可能有4亿个工作岗位被AI替代。AI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会更多地流入少数人的钱包，大部分人并不会分享到更多的回报。让劳动者转型可以不可以？理论上讲可以，但问题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年之内让工人实现转型。你不可能要求一代人付出牺牲，为技术进步当垫脚石。

 

我们今后面临的是“AI之谷”。假如我们能够跨越“AI之谷”，一定能够登上另一个山巅，看到更壮观的前景，但假如我们不能齐心协力，“AI之谷”会变成另一个“死亡谷”。

 

美国和中国在应对AI挑战的时候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因为我们同样缺乏经验。最近几年，当我访问欧美国家，跟这些国家的精英交流的时候，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彷佛自己是一个波斯人，来到了晚期的罗马帝国：是的，罗马帝国即使衰落了，仍然是最伟大的帝国，罗马帝国的精英仍然是最有学问的，可惜他们懂的都是关于罗马法的学问。作为一个异乡人，我都能看到，在罗马帝国的边境线上，已经出现了一群群集结的蛮族，这些蛮族很快就要跨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而罗马的元老和公民们还在争吵不休。想想都可惜可叹：假如罗马帝国被蛮族灭掉了，关于罗马法的知识还有什么用途呢？

 

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已经误入歧途。它的经济体制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过分追求股东利益，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难以参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它的政治体制过于强调精英观点，过分信仰自由主义理念，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些内在的缺陷使得美国更难以应对AI社会的挑战，于是，被忽视和被排挤的力量会从所有能够释放的地方释放，哪怕是从极端主义的孔隙。

 

中国在未来也将遇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大数据的滥用有可能影响到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人工智能可能加速中国的贫富分化。新兴产业的兴起会摧毁一批旧有的产业。资本主导的商业模式迟早也会遇到伦理道德的拷问。假如不未雨绸缪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虽然会最早实现AI化，但这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AI社会的试验场，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当试验品。就像日本最早遇到老龄化社会的困扰一样，中国也会比别的国家更早地遭遇AI社会的风险。

 

2018年，在多个国际场合，我听到过不同的发言者都在引用同一句话。这就是根据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改变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中最有名的一句台词：“寒冬将至。”

 

寒冬将至，最大的威胁来自北境长城以外，最大的危险则来自长城以内邦国之间的混战。

 

参考文献：

1.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杨军副教授论台风中吹倒的行道树：杨军，《城市生态研究需要接地气》，http://www.sohu.com/a/115104078_482355

2. 中美贸易战的过程：参见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回顾与展望》，《新金融评论》2018年第3期。

3. 著名畅销书作家尼尔·弗格森曾创造出一个概念：“中美国”：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

4. 《纽约时报》在 9月5日罕见地刊发了一篇匿名文章《我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抵抗力量的一员》：参见: "I Am Part of the Resistance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18.

5. 美国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于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研究：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Rhodium Group, Two-Way Street: 2018 Update US-China Direct Investment Trends, April 10, 2018.

6. 高盛在 2017 年发布了一份题为《制造业的未来在中国还是美国》的研究报告：Goldman Sachs, Made in the USA…or China? 25 Years of Supply Chain Investment at a Crossroads, March 26, 2017.

7. 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参见美国最近的几份重要报告，如：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January, 2018;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December, 2017

8.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评价说：这是 2018 年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参见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美国必须避免与中国“新冷战”》，FT中文网，2018年11月1日。

9.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

10. 曾经不可一世的巨齿鲨灭绝了：参见Pimiento, C., and Balk, M.A. (2015) Body-size trends of the extinct giant shark Carcharocles megalodon: A deep-time perspective on marine apex predators. Paleobiology 41 (03), 479-490.

11. 一位叫J.D. 万斯的年轻人写了一本自传：J. D. 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Harper 2016)

12.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艾米丽·伊金斯有份报告《5 种类型的特朗普选民》：参见Emily Ekins, The Five Types of Trump Voters: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Believe, Democracy Fund Voter Study Group, June 2017.

13. 美国收入分配的恶化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参见Goldin, C. and Katz, L. F.,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1):93-95, September 2009;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中译本；安格斯.迪顿（Augus Deaton），《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中译本。

14. 仅仅把民粹主义的兴起归咎于经济衰退是有失偏颇的：参见Roger Eatwell and Matthew Goodwin, National Populism: The Revolt Against Liberal Democracy, (Pelican Books 2018).

15.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海特讲到人类的道德也有不同的口味：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湛庐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译本。

16. 萨默斯在 2018 年9月和太太一起开车横穿美国：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一次横穿美国的旅程》，FT中文网，2018年10月22日。

17.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判断：Benjamin M. Friedman,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Vintage, 2006).

18.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参见李开复，《AI·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中国消费者对新科技产品的追捧：参见普华永道，中国对AI设备热情远超全球，52%消费者计划购买，http://www.sohu.com/a/225439409_610300；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接受程度全球最高，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91537f99490cb37070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