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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1.
见面之前，张平原校长并不知道我是谁。其实，见面之后，他也不知道我要干嘛。他只是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要跑到四川省广元市的山区去看他的学校：范家小学。
罗振宇的《时间的朋友》2018-2019跨年演讲开演之前，我告诉张校长：我的新书《变量》会在跨年演讲发布，而且罗胖会讲到范家小学的故事。
张校长说：哦，知道了。
其实，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罗胖是谁，也不知道跨年演讲是啥。他在心里纳闷：为什么新书要在半夜发布呢？人都睡了，发布给谁呢？他忍住没有问我。
2019年1月1日凌晨，张校长终于知道什么是跨年演讲了。罗胖在这场跨年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华彩乐章的部分，讲了范家小学的故事：一群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反而是最快乐、自信的孩子；一群像张校长这样的农村老师，正在努力地把劣势变成优势，让教育回归了本质。
这一夜，张校长根本睡不成觉。他的电话被打爆了。凌晨三点，还有记者要求采访。
天亮之后，广元市市长被惊动了。他问广元市教育局局长：发生了什么事？广元市教育局长打电话问张校长：何帆是谁？罗振宇又是谁？
正如张校长对跨年演讲一无所知一样，在去范家小学之前，我们也对农村学校一无所知。
2.
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范家小学的？
说来话长。
第一个线索是得到的CEO脱不花告诉我的。2018年春节之后一起吃饭，脱不花说，他们家曾经有个保姆，保姆的孩子在老家上初中，上的是个寄宿学校。保姆把手机里存的寄宿学校照片给脱不花看。虽然不如城里的私立国际学校那么奢侈，但这所农村寄宿学校的条件毫不含糊。当然了，价格也不含糊。一年学费三万。
脱不花问：你打工挣钱这么辛苦，怎么舍得送孩子去这么贵的学校呢？
保姆说：北京往外赶人，我们的工资行情就跟着涨。一个月涨了3000块，一年就是3万多，正好给娃交学费。
我听得哈哈大笑：聪明。
这个故事触动了我。我隐约觉得，我们可能错误地理解了农村教育。
3.
我问脱不花：你们家这个保姆是哪里人？怎么找到这个学校？
脱不花说：她可能是四川人。不对，可能是湖北人。要不就是贵州人。
她一下子把我扔进了一片大海。
怎么才能从大海里捞针呢？我几乎动用了我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
我找到在四川教育厅挂职的一位朋友，但他已经结束挂职，回到上海了。他给我介绍了四川教育厅的几位同事，但他们对我说的这种农村学校茫然不知。我们拜访了来北京开会的甘肃省社科院专门研究农村教育的专家，但他们说，甘肃有的都是特别穷的农村学校，像你们说的这种学校，还真的没有。我们请教东北师范大学研究农村教育的学者，他们说，就算有这样的寄宿学校，父母不在身边，仍然解决不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找到自己的母校，河南省实验中学，请母校的老师帮我找找河南的农村学校，也没有找到。
我几乎要放弃希望了。
有一次坐飞机。邻座的先生看了我一眼：你是何帆老师？我听过你的课。于是，我把手上的书放下来，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在贵州有项目。我冒冒失失地问他：你熟悉不熟悉贵州的农村学校？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巧的很，他也想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记得有个人跟他说过这事，说是这人过去做包工头，后来生意难做，到贵州办民办学校。很像脱不花说的那种。寄宿学校，一年收费2万。2000学生，一年收4000万。支出大约2000万，这还是把老师的工资开得比公立学校老师更高。一年能赚2000万。社会地位也大不一样。当包工头的时候被人叫奸商，现在成了教育家。据说想进他的学校，得有市长的批条。
这位朋友问我：何老师，你觉得这样的项目值得投资吗？
柳暗花明啊。大约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开始上路。
我和我的团队去了贵州、福建、山东、广东，看了不同的农村学校。怎么说呢？失望居多。比如我们在贵州确实看到很多民办学校，但这不是包工头办的，大多是原来的公立学校老师辞职创办的，虽然办的也不错，挺赚钱的，但是，我看到的还是大班授课、军事化管理。有些农村学校会声称他们有创新，但我去看了，所谓的创新就是国学教育，比如背三字经。不过，这些调研也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猜想：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不再以升学率为唯一的目标，他们开始重视孩子生活能力、社交能力的培养。我看到的农村学校，跟我小时候上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土墙、黄土操场、室外的“礼堂”，农村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4.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故事。
真正的转机是我们联系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告诉我，你们想找到的学校我们知道哪里有。我们把这些学校叫做小而美学校。我们刚刚评出五个小而美种子学校，想不想来看看？
当然想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其中有一家小而美种子学校就在北京。这是北京房山区的蒲洼小学，大致就在著名的京郊景点十渡。
6月4日，我一大早打车从市里去房山。进山之后，漫长的山路，好像没有尽头。我盯着手机GPS导航。快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跟司机说，等等，我下去买瓶水。我担心万一山区里连自来水都没有，一天下来不得渴死了。
事实证明，我太自作聪明了。我看到的蒲洼小学，硬件比在市内的老牌公立学校还要好。学校老师有硕士毕业的，工资比市区的老师还高。操场上汇报演出，居然有四块液晶大显示屏、拍电影用的摇臂、摄影师恨不得比嘉宾还多。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穿白衬衣黑裤子，胸口别着党徽。学生统一校服，干净整齐。
我们还见到了一批推动农村教育的志同道合者，比如曾任北大附中校长的康健老师。这次调研还是没有说服我，蒲洼小学有很多有意思的创新，这些孩子也确实是留守儿童，他们见到老师们都落落大方，有说有笑，不过，我看到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还是很拘谨，汇报他们项目的时候居然提到了荣格----这不小心暴露出来，其实是老师帮他们写的台词。虽然美中仍有不足，但我从蒲洼小学出来，就知道这个选题有戏了。
我想找的那个学校一定存在。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儿。
张校长和何老师看孩子们玩滚筒游戏
5.
我的研究助理许多多兴奋地告诉我：何老师，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她们按照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的线索，一家一家拜访，来到了四川广元。广元有两个“小而美”种子学校。她们先去看了一所，条件更好，但还是没有感觉。许多多一边在微信群里给我发“现场报道”，一边抱怨：为什么孩子们一上台就自动变成了朗诵腔呢？第二天，她们到了范家小学。许多多抑制不住自己的快乐：范家小学不一样，何老师，你一定要来看看。
当时，我的行程表上还有：去新疆看极飞的无人机、到北戴河看阿那亚社群重建、到欧洲开会讨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我本来想早点去范家小学，张校长告诉我的助理，让何老师晚些时候再来吧，现在山里发洪水，还在修路，他来了也进不了山。这一等就到了九月初，我们特地选了开学的时候过去。
我在范家小学前后待了五天，跟老师们聊天，跟孩子们玩耍，到村里跟村民摆龙门阵，到学生的家里去家访，跟校长一起爬山，带着孩子们在河边打水漂。
我跟张校长说，能不能请几个孩子带我去村里转转，看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乡村调查的。范家小学曾经让孩子们去找村里的一口老井。这口老井一般的村民都不知道在哪儿，只有几个老人还能找得到。当年，有个知青跳井自杀，村里觉得不吉利，就把水井给填了。当然，孩子们的发现是，现在都用自来水了，不需要水井了。
罗胖跨年演讲讲到范家小学，给观众看的几张照片，就是这三个小姑娘带我去找那口水井时拍的。
回到学校，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三个小姑娘带我去村里，整个班的课程都要调整。这个班一共六个学生，我一下子带走了一半。
6.
有个记者很不服气。她说，我自己在农村支教了几个月，你只待了几天。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就能看到真相呢？
如果你在三天之内还看不到真相，那么，三个月之后你仍然看不到真相。
当然，三个月之后你会看到更多的真相。在范家小学的那几天，我也不是没有发现令人担忧的事情。
我最大的担心是，范家小学当然能够把孩子培养得阳光自信，但他们要是到了别的学校读中学，“孩子社群”变了，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孩子仍然乐观积极呢？
我也看到了农村的凋敝：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小学建好，就不可能重建农村的社群。
我也感受到了张校长的焦虑：他担心农村小学留不住老师。情怀不能当饭吃啊。
我也看到很多读者的留言，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农村孩子放弃高考，真的是件好事吗？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你怎么会觉得农村孩子的人生道路更宽阔了呢？父母不陪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没有负面影响？你说的那些教育创新，难道城里的名校、国际学校做不到？
谢谢你们的问题。我会在我的得到课程《何帆报告》里做个加餐，专门回答这些问题。
7.
但是，这篇文章讲的不是教育，只是花絮。
这篇文章告诉你，在罗胖跨年演讲看似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背后，是我们团队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跑了六个省，采访了将近上百位专家、老师、家长、孩子，四面出击、八方求助，不断修正自己的预设框架，不断颠覆自己原有的认知，不断打磨自己的叙事模式，最终为你找到的一颗珍珠、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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