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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我是怎么找到范家小学的?

1.
见面之前,张平原校长并不知道我是谁。其实,见面之后,他也不知道我要干嘛。他只是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要跑到四川省广元市的山区去看他的学校:范家小学。
 
罗振宇的《时间的朋友》2018-2019跨年演讲开演之前,我告诉张校长:我的新书《变量》会在跨年演讲发布,而且罗胖会讲到范家小学的故事。
 
张校长说:哦,知道了。
 
其实,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罗胖是谁,也不知道跨年演讲是啥。他在心里纳闷:为什么新书要在半夜发布呢?人都睡了,发布给谁呢?他忍住没有问我。
 
2019年1月1日凌晨,张校长终于知道什么是跨年演讲了。罗胖在这场跨年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华彩乐章的部分,讲了范家小学的故事:一群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反而是最快乐、自信的孩子;一群像张校长这样的农村老师,正在努力地把劣势变成优势,让教育回归了本质。
 
这一夜,张校长根本睡不成觉。他的电话被打爆了。凌晨三点,还有记者要求采访。
 
天亮之后,广元市市长被惊动了。他问广元市教育局局长:发生了什么事?广元市教育局长打电话问张校长:何帆是谁?罗振宇又是谁?
 
正如张校长对跨年演讲一无所知一样,在去范家小学之前,我们也对农村学校一无所知。
 
 
2.
 
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范家小学的?
 
说来话长。
 
第一个线索是得到的CEO脱不花告诉我的。2018年春节之后一起吃饭,脱不花说,他们家曾经有个保姆,保姆的孩子在老家上初中,上的是个寄宿学校。保姆把手机里存的寄宿学校照片给脱不花看。虽然不如城里的私立国际学校那么奢侈,但这所农村寄宿学校的条件毫不含糊。当然了,价格也不含糊。一年学费三万。
 
脱不花问:你打工挣钱这么辛苦,怎么舍得送孩子去这么贵的学校呢?
 
保姆说:北京往外赶人,我们的工资行情就跟着涨。一个月涨了3000块,一年就是3万多,正好给娃交学费。
 
我听得哈哈大笑:聪明。
 
这个故事触动了我。我隐约觉得,我们可能错误地理解了农村教育。
 
 
3.
 
我问脱不花:你们家这个保姆是哪里人?怎么找到这个学校?
 
脱不花说:她可能是四川人。不对,可能是湖北人。要不就是贵州人。
 
她一下子把我扔进了一片大海。
 
怎么才能从大海里捞针呢?我几乎动用了我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
 
我找到在四川教育厅挂职的一位朋友,但他已经结束挂职,回到上海了。他给我介绍了四川教育厅的几位同事,但他们对我说的这种农村学校茫然不知。我们拜访了来北京开会的甘肃省社科院专门研究农村教育的专家,但他们说,甘肃有的都是特别穷的农村学校,像你们说的这种学校,还真的没有。我们请教东北师范大学研究农村教育的学者,他们说,就算有这样的寄宿学校,父母不在身边,仍然解决不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找到自己的母校,河南省实验中学,请母校的老师帮我找找河南的农村学校,也没有找到。
 
我几乎要放弃希望了。
 
有一次坐飞机。邻座的先生看了我一眼:你是何帆老师?我听过你的课。于是,我把手上的书放下来,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在贵州有项目。我冒冒失失地问他:你熟悉不熟悉贵州的农村学校?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巧的很,他也想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记得有个人跟他说过这事,说是这人过去做包工头,后来生意难做,到贵州办民办学校。很像脱不花说的那种。寄宿学校,一年收费2万。2000学生,一年收4000万。支出大约2000万,这还是把老师的工资开得比公立学校老师更高。一年能赚2000万。社会地位也大不一样。当包工头的时候被人叫奸商,现在成了教育家。据说想进他的学校,得有市长的批条。
 
这位朋友问我:何老师,你觉得这样的项目值得投资吗?
 
柳暗花明啊。大约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开始上路。
 
我和我的团队去了贵州、福建、山东、广东,看了不同的农村学校。怎么说呢?失望居多。比如我们在贵州确实看到很多民办学校,但这不是包工头办的,大多是原来的公立学校老师辞职创办的,虽然办的也不错,挺赚钱的,但是,我看到的还是大班授课、军事化管理。有些农村学校会声称他们有创新,但我去看了,所谓的创新就是国学教育,比如背三字经。不过,这些调研也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猜想: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不再以升学率为唯一的目标,他们开始重视孩子生活能力、社交能力的培养。我看到的农村学校,跟我小时候上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土墙、黄土操场、室外的“礼堂”,农村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4.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故事。
 
真正的转机是我们联系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告诉我,你们想找到的学校我们知道哪里有。我们把这些学校叫做小而美学校。我们刚刚评出五个小而美种子学校,想不想来看看?
 
当然想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其中有一家小而美种子学校就在北京。这是北京房山区的蒲洼小学,大致就在著名的京郊景点十渡。
 
6月4日,我一大早打车从市里去房山。进山之后,漫长的山路,好像没有尽头。我盯着手机GPS导航。快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跟司机说,等等,我下去买瓶水。我担心万一山区里连自来水都没有,一天下来不得渴死了。
 
事实证明,我太自作聪明了。我看到的蒲洼小学,硬件比在市内的老牌公立学校还要好。学校老师有硕士毕业的,工资比市区的老师还高。操场上汇报演出,居然有四块液晶大显示屏、拍电影用的摇臂、摄影师恨不得比嘉宾还多。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穿白衬衣黑裤子,胸口别着党徽。学生统一校服,干净整齐。
 
我们还见到了一批推动农村教育的志同道合者,比如曾任北大附中校长的康健老师。这次调研还是没有说服我,蒲洼小学有很多有意思的创新,这些孩子也确实是留守儿童,他们见到老师们都落落大方,有说有笑,不过,我看到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还是很拘谨,汇报他们项目的时候居然提到了荣格----这不小心暴露出来,其实是老师帮他们写的台词。虽然美中仍有不足,但我从蒲洼小学出来,就知道这个选题有戏了。
 
我想找的那个学校一定存在。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儿。
张校长和何老师看孩子们玩滚筒游戏
 
5.
 
我的研究助理许多多兴奋地告诉我:何老师,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她们按照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的线索,一家一家拜访,来到了四川广元。广元有两个“小而美”种子学校。她们先去看了一所,条件更好,但还是没有感觉。许多多一边在微信群里给我发“现场报道”,一边抱怨:为什么孩子们一上台就自动变成了朗诵腔呢?第二天,她们到了范家小学。许多多抑制不住自己的快乐:范家小学不一样,何老师,你一定要来看看。
 
当时,我的行程表上还有:去新疆看极飞的无人机、到北戴河看阿那亚社群重建、到欧洲开会讨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我本来想早点去范家小学,张校长告诉我的助理,让何老师晚些时候再来吧,现在山里发洪水,还在修路,他来了也进不了山。这一等就到了九月初,我们特地选了开学的时候过去。
 
我在范家小学前后待了五天,跟老师们聊天,跟孩子们玩耍,到村里跟村民摆龙门阵,到学生的家里去家访,跟校长一起爬山,带着孩子们在河边打水漂。
 
我跟张校长说,能不能请几个孩子带我去村里转转,看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乡村调查的。范家小学曾经让孩子们去找村里的一口老井。这口老井一般的村民都不知道在哪儿,只有几个老人还能找得到。当年,有个知青跳井自杀,村里觉得不吉利,就把水井给填了。当然,孩子们的发现是,现在都用自来水了,不需要水井了。
 
罗胖跨年演讲讲到范家小学,给观众看的几张照片,就是这三个小姑娘带我去找那口水井时拍的。
 
回到学校,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三个小姑娘带我去村里,整个班的课程都要调整。这个班一共六个学生,我一下子带走了一半。
 
 
6.
 
有个记者很不服气。她说,我自己在农村支教了几个月,你只待了几天。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就能看到真相呢?
 
如果你在三天之内还看不到真相,那么,三个月之后你仍然看不到真相。
 
当然,三个月之后你会看到更多的真相。在范家小学的那几天,我也不是没有发现令人担忧的事情。
 
我最大的担心是,范家小学当然能够把孩子培养得阳光自信,但他们要是到了别的学校读中学,“孩子社群”变了,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孩子仍然乐观积极呢?
 
我也看到了农村的凋敝: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小学建好,就不可能重建农村的社群。
 
我也感受到了张校长的焦虑:他担心农村小学留不住老师。情怀不能当饭吃啊。
 
我也看到很多读者的留言,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农村孩子放弃高考,真的是件好事吗?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你怎么会觉得农村孩子的人生道路更宽阔了呢?父母不陪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没有负面影响?你说的那些教育创新,难道城里的名校、国际学校做不到?
 
谢谢你们的问题。我会在我的得到课程《何帆报告》里做个加餐,专门回答这些问题。
 
 
7.
 
但是,这篇文章讲的不是教育,只是花絮。
 
这篇文章告诉你,在罗胖跨年演讲看似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背后,是我们团队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跑了六个省,采访了将近上百位专家、老师、家长、孩子,四面出击、八方求助,不断修正自己的预设框架,不断颠覆自己原有的认知,不断打磨自己的叙事模式,最终为你找到的一颗珍珠、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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