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赶超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不妨认为在经济上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这是一种暂时的缓冲，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文献来看，共产党确实打算在较长时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对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底子，共产党比别人更为了解。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急转而左，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呢？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在二战时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错，美国固然和国民党政权联系更多，但对共产党也颇有好感，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倍感失望，一度还想拉拢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国内一直在辩论：是支持呢还是打压呢。但朝鲜战争导致中国和美国正式交恶，中国这才注意到，在自己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条“岛链”，从韩国、日本、台湾岛，直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全部是反华的前哨。

 

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就必须发展国防，而重化工业又是国防的基础。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工业，但大多是轻工业。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江南的纺织业相当发达，但一旦打起仗来，日本的飞机一下就把厂子炸没了。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决定实施“赶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借鉴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

 

轻工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但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哪里有那么多的资本。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大部分机器设备需要进口，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也有三个特点。一是资金短缺，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靠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在短期内积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巨大资金；二是当时中国可以出口的产品很少，外汇短缺，无法满足进口国外机器设备的需求；三是生产分散，动员资金非常困难。在这种国情下要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通过计划和配给的方式优先分配给重工业部门，国家必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军工企业迁到偏远的内地，国家也必须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上海的工程师、东北的老工人，送到各地的“三线工厂”。

 

为了降低重工业的生产成本，需要人为压低重工业原料价格和工人工资，同时人为扭曲汇率以低价进口机器设备。要想控制价格，前提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因此在1953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将私人资本全部国有化。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经济学的规律也是存在的，价格压低的结果是生产短缺，生产要素的供应远远低于需求。因此国家需要对经济中各行各业的发展进行计划，并且用行政手段对原材料和资金进行分配，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也渗透到微观层面，公司管理层没有经营自主权，要绝对服从国家经济计划部门的指令。于是，计划体制的形成，是一环扣一环的。首先，价格不能由市场定，只能由国家定；其次，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价格指挥，只能有国家调配；再次，生产不能由厂长经理自主决定，一切都要听国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不仅是工业，连农业也被纳入了“赶超战略”的全盘计划。在低工资和低物价的情况下，为了让农村持续给城市工人和工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国家先是在农村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以维持人为扭曲的低价，发展到最后成了所有农产品都统购统销。1953年开始农村合作化进程，从合作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当时有一种考虑就是，当重工业发展之后，农业也要实现高度的合作化，集体农庄才能用上重化工业部门生产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最后，人口的自由流动也被严密地管制起来，这就出现了户籍制度、各省的粮食自给等。

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

 

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是要烧钱的，它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农村的年轻人可以都去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城里的年轻人怎么办？当时实行过“顶替”制度，如果父母早早退休，家里的孩子可以顶替父母的工作岗位。但是，当时家里的孩子往往不只一个，老大顶替了爸爸的工作，进厂里上班了，老二、老三该怎么办？伟大领袖毛主席大手一挥：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于是，就有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运动，为了让知识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实际上是经济问题，因为城里没有工作岗位了。

 

最早，政府曾经考虑过仿照建设兵团的方式，整建制地把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后来一算账，发现这太贵了：你总得给下乡的青年盖宿舍吧，还得给他们拉电线，通自来水，花钱太多了。那怎么办？插队呗。插队能省下不少钱。要是把知青派到云南去插队，冬天的衣服不用给他们买，更省钱。为什么有大批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呢？跟我们当时算过帐是有关系的。

 

能造出原子弹，但生产不了的确良裤子

 

实事求是地说，用计划体制发展重化工业，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一定的成绩。新中国几乎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中国爆炸了自己研发的原子弹。时过境迁，我们很难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情。我们来听听国民党元老白崇禧将军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怎么说。他讲到：“我记得中共在1964年试验原子弹的消息公布之后，我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很‘中国’起来，忘了政治，忘了共产党什么的，只知道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他和别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眼泪干了，才想起来这是共产党的原子弹。

 

但是，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经济能够实现现代化吗？1971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走到长沙的时候，毛主席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主席问她怎么回事。小姑娘说，今天很幸运，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后来，毛主席很感慨，他跟周恩来总理说，建国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买不到“的确良”裤子，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注：“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这个真的没有。生产“的确良”裤子，需要用到化纤原料，中国没有这个技术。我们能够生产出来原子弹，却生产不出来“的确良”裤子。计划体制时期的工业化，充其量只能说成功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