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有一次跟手下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手下迷惑不解。杜鲁门抱怨：“我的所有经济顾问都爱说‘一方面（on the one hand），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他们就不能明确地给我一个答案？”想要明确的答案？那是真的没有。经济学家不仅有两只手，而且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只手。

 

最有名的莫过于“看不见的手”。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在某些情况下，追求自利的人们会形成互利的社会秩序。注意，这里说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饶是如此，这仍然能算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社会理论了。“看不见的手”就像重力一样，它无处不在，但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你为什么不担心明天早上起床之后，卖早点的不再为你提供早点了，做清洁的不再打扫卫生了，办报纸的突然撂挑不干了？“看不见的手”帮你把这一切打点得井然有序。

 

离开了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合作，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就拿生产铅笔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来说吧。你能自己生产出一支铅笔来吗？你得先砍树，但没有铁匠，谁给你提供斧头呢？你还得开采石墨，把石墨做成笔芯，把木头削成笔杆，还得找胶水粘合，你一个人做得了这么多的事情吗？

 

看得见的手

 

有“看不见的手”，就会有人出来较真，说有“看得见的手”。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的一本书就叫《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钱德勒教授出身豪门，他母亲那一边的祖上是标准普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一身戎装上战场，打完仗之后又回到哈佛读博士。博士论文该写啥好呢？他灵机一动，跑到家里，找到老祖宗关于铁路行业的资料，攒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1977年，他出版了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啥是“看得见的手”呢？按照钱德勒的说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不再是零星散乱的小企业，而是出现了一批大企业。当企业规模变大之后，就需要一批职业经理人采取专业化的管理方法，他们就是“看得见的手”。钱德勒用了大量的资料描述大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崛起，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企业史著作。但是，职业经理人就是“看得见的手”？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藏得很深，让我们找都找不到，那么，职业经理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柳传志也好，马云也好，会让我们知道他们天天都在干啥？

 

支援的手

 

有的经济学家把政府的作用称为“支援的手”，即政府会对市场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公允地讲，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良好的规则，而政府有义务维护竞争规则。比如，政府需要保护产权、裁决交易中的纠纷、防止欺行霸市，等等。

 

但有的经济学家更为积极乐观，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加速市场经济的发育。比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储蓄率太低，导致投资率也太低。没有投资，哪儿来的经济增长啊。所以，政府可以有意地提高投资率（或者说，政府可以有意地强制大家储蓄），实现经济赶超。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政府可以找到一些关键的产业，大力扶植，帮助企业扩展市场（比如政府先下订单，或是用高关税阻止国外竞争对手进场）、增加研发（比如政府出钱帮助研发），后来居上。这些关键的行业发展起来之后，又会带动更多的相关行业发展。

 

听起来很好，但实践中却经常不如人意。不可否认，苏联实行计划体制的时候，经济增长一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当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理由是计划体制不可能带来科技进步。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感到自己正处于劣势，紧张得不得了。遗憾的是，到了计划体制晚期，弊端就逐渐暴露，效率越来越低，人心越来越冷。

 

据说，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是日本和韩国，但到底产业政策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楚。能够比较有把握的倒是，即使产业政策曾经成功了一次两次，但不可能次次都成功。越是到了技术前沿，技术演进的分岔就越多。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派出很多支小分队各自探路，而不是让政府指挥着大部队，盲人骑瞎马一样地朝前冲。

 

掠夺之手

 

政府还可能会做得更糟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在《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讲到，政府经常会阻碍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会引起涟漪效应，一波一波地破坏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转。

 

首先，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误地配置，企业家不是把心思花在研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上，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和政府官员勾结。其次，当这种“寻租活动”蔚然成风，一个社会中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就会想，与其做企业、搞科研，还不如去当贪官呢。

 

施莱弗对政府的抨击不可谓不义正辞严。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解体之后，施莱弗被俄罗斯政府聘为顾问，设计私有化计划，他居然自己搞了个公司，在俄罗斯大捞一把。这一丑闻被曝光之后，美国联邦法院裁定施莱弗违反了《反欺诈法案》，连累哈佛大学也被迫赔偿2650万美元。原来经济学家一不小心，也会露出“掠夺之手”。

 

政府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是著名经济学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中所说的，传统教科书上的政府，是全知、全能、仁慈的政府，但政府其实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全知，是指政府知道一切经济主体的所有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方法不先进，也是因为很多信息是在特定的情景下产生的，这些信息难以觉察，且又瞬息即变。这就是哈耶克强烈反对计划体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能，是指政府可以如其所愿地实现政策目标。但政府想干的事情很多，能够调动的资源却总是有限的。有些事情看似很好，但预算从哪里出？谁来具体操办？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此外，政府追求的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想要GDP增长率，就可能会破坏青山绿水；想要减少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政府不得不在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难免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仁慈，是指政府没有私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施莱弗认为，官员都有私利，会腐败变质。我们姑且不像他这样愤世嫉俗，就算我们假设官员们个个廉洁守法，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铁道部会觉得修高铁比什么都重要，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体委会觉得奥运会拿金牌、为国争光最重要，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会觉得，要是纵容大家用GDP、VCD、Wi-Fi这些外来语，简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腐败的危害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这些毛病，大家可能最后都见怪不怪了。

 

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

 

不过，话又说回来，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信息不对称告诉我们，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会知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所谓“逆向选择”，是次货会冒充正品。如果一个二手车商人向你热心地推销一辆汽车，你该不该相信他呢？如果你是二手车商人，你会不会想方设法把问题最多、最不好脱手的车子先推销出去呢？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事先的承诺到了事后不再兑现。上这个当的人太多了。怎么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人就变了个样呢？正式上班之后的表现和实习阶段的表现，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市场也不是全能的。有很多市场是空缺的。比如，一个人在读大学阶段，并没有收入，但却需要交学费。按说，大学生可以在这个时候贷款，毕业之后拿自己的收入偿还，但大学生哪里有什么抵押和担保，他们如何才能贷到款？小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球气候异常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总得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吧。但哪里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一代进行交易？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也是一个经济学里“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市场更不是仁慈的。市场不负责温情和关怀，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一颗仁爱的心灵。哪怕一人独占全球的财富，其他人都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市场经济操心的事情。市场经济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它只是冷冰冰地计算，它只知道追求效率，甚至不会考虑到，这种短视而极端的行为是否会葬送它自己。

 

离开了政府，市场经济的扩展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有了政府，政府就会闲不住，总想干预市场经济。有时候，这种干预会有效；有时候，这种干预没有效果，但也不会带来致命的副作用；极端情况下，政府的蛮干可能会让市场经济一蹶不振。政府和市场经济是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彼此相生相克，谁也离不开谁。但总有些学者，一定要辩出个孰是孰非。

 

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说，如果你看到有两批人马，围绕着一个问题长期争执不下，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十有八九，他们争论的是个伪命题，或是他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