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猫

在动物保护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时尚之前，天才物理学家薛定谔设想了一个著名的思想试验：薛定谔的猫。

 

假设一只猫被关在盒子里。盒子里有一个毒气瓶。瓶子上有一个锤子，锤子由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电子开关由放射性原子控制。如果原子核衰变，放出阿尔法粒子，就会触动电子开关，于是，锤子掉落，砸碎毒药瓶，猫被毒死。问题是，物理学家只知道原子核衰变的概率，无法确定在某一个时刻，原子核到底衰变了没有，因此，如果用薛定谔方程来描述这只猫的处境，我们只能说，它处于死亡和活着的“叠加状态”：既是死了，又是活着。只有当我们揭开盖子的那一瞬间，才能确定地知道猫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凯恩斯的猫

 

不太严格地借用薛定谔的思想，我们可以构想出另一种佯谬：凯恩斯的猫。很多人都把凯恩斯视为主张政府干预的代表人物，其实凯恩斯只是主张在特定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实施政府干预。不管了，让我们将错就错，假设凯恩斯提出，政府就像一只关在黑箱里的猫，在酝酿某一项政策。“凯恩斯的猫”可以这样表述：当我们没有揭开政策决策的黑箱之前，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好的政策，还是不好的政策，我们是不知道的，它既是好的，又是不好的。只有当我们揭开了这个黑箱，政策大白于天下，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把这种假说称为“弱凯恩斯的猫假说”。“强凯恩斯的猫假说”可以表述为：即使我们打开了黑箱，也仍然无法判断一项政策是好的，还是坏的。

 

何以如此呢？第一种解释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往往面临多重目标。政府要关心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并创造出足够的就业。但是，如果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又会带来环境污染，比如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老百姓就要抗议，给市长写信。如果政府把造成污染的工厂都关了，汽车限单双号，就算空气污染问题得到了缓解，但经济急剧滑坡了，老百姓还会抗议，还是要给市长写信。怎么办？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丁伯根就指出，如果你有n个政策目标，那至少要有n个政策工具。可惜，政府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太少了。所以决策就是选择。就像台湾作家李敖说的，你不能选了红烧明虾，还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你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你认为红烧明虾最好。什么是意志？意志就是当你选了红烧明虾之后拒绝吉列明虾。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吃了红烧明虾泻肚子，坐在马桶上还能笑出来。

 

第二种解释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如果你是领导，你会知道真实的情况吗？这好像是不值得问的问题。如果你是领导，你每天都能收到几麻袋的报告，各个渠道都有反映上来的情况，你掌握的信息量是最多的，怎么可能不了解情况呢？可是，领导收到的几麻袋报告中，99%以上都是掺杂着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计生委肯定觉得生育率太高了，得狠狠地征社会抚养费。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投资太少了，得投更多的钱，而且得给我钱，让我来管。你敢完全相信他们的意见吗？剩下不到1%的报告是不掺杂私利的，比如，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但中国社科院的秀才们根本就不会写报告，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引经据典、言不及义，看得你头都大了。信息多就一定能知道真相吗？恰恰相反。信息多，反而意味着噪音多，噪音会干扰决策。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并非没有得到有关的情报，但各种不同渠道、意见相反的渠道太多了，搞得美国政府无所适从，掂量来掂量去，最后把信号当成了噪音，把噪音当成了信号。

 

政府从来不关心长期问题

 

第三种解释是，政府总是短视的，或曰，政府的决策时域不够长。一种流行的谬误是，政府一定要高瞻远瞩、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没有比这种幻觉更错误的了。一届政府，在任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年，你不考虑自己在任期间的政绩，反而要去操心自己下台之后的事情？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先管好你自己那一摊事情吧。你在台上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你，期待着你有出色的表现。难道你告诉他们，我做的事情只有到了五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效果？经济学家在考虑政策建议的时候，总是要计算哪种政策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哪种政策的成本最小。如果没有决策时域的约束，这两种思路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但在现实政治中却经常有着极其不同的结果。

 

政府决策在本质上讲都是短期决策。没有一个政府会忽发奇想，要制定一套核发展计划。政府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抢在敌人的前面制造出原子弹。没有一个政府会正儿八经地思考，几代人之后如何建成福利国家，政府关心的问题是，一堆失业者在政府办公大楼前面晃荡，马上就要出事了，怎么把这些人好好地打发走。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被后人称为“福利制度之父”，因为他在德国带头实施了强制性的健康保险、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险。俾斯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只是为了让工人不要造反。俾斯麦曾说：“任何一个有养老金的人，都会比那些没有这样的期望的人更容易感到满足，更容易管理。看看那些私人仆人和宫廷仆人的区别：后者能忍耐更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期盼得到养老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社会福利只字未提。

 

第四种解释是，政府很可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指出，很多情况下，政府管制都是被管制者主动要求的，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潜在的竞争者进入。谁说做学问非得有博士学位呢？那梁漱溟、陈寅恪、梁启超还能不能当教授了？进大学教书必须要有博士学位，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但又缺乏自信心的所谓的学者的既得利益。最近的一则消息说，政府取消了很多资格证书，浏览一下，真是五花八门。都什么资格证书啊？除了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技术类别，还有割草操作工，还有不伦不类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真是得亏他们想得出来。如果想象力更丰富一些，恐怕母乳抚育师的资格证书都能发明出来。

 

我丝毫也没有批评政府的意思，只是要提醒大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清高而单纯的知识分子会故作高深地说，制度最重要。都是体制的错。把现在这套体制改了，一切就迎刃而解。我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在任何时期、任何一种体制下都是普遍存在的，和体制一点关系都没有。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制度不过是由一连串的政策形成的，而看似应急的政策之中，往往蕴含着未来的制度变迁的基因。凯恩斯的猫和薛定谔的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凯恩斯的猫会犯错、会学习、并会在犯错和学习的过程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