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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休谟和杰斐逊，我们听谁的？
理性和情感，到底谁听谁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当然应该奉理性为统治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理性的工作就是侍奉和服从激情。美国的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出来劝架。他说，理性和情感是共同的统治者，就像有个东罗马皇帝，还有个西罗马皇帝。
三个哲人，三种不同的说法。到底谁说的才对呢？
不管是柏拉图、大卫·休谟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是在做自己的猜想。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理性和情感做科学的研究。在西方思想的擂台赛中，柏拉图的粉丝最多。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慢慢地接受了一种理念，即人之所以高贵，乃是因为人有理性。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道德判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信仰。
不得不承认，人是最会自我欺骗的物种。我为大家揭开答案吧。其实，说得最有道理的是大卫·休谟。
人会迅速地靠直觉做出道德判断，决定我们道德判断的是情感上的反应，而非理性的推理。道德判断是快思考，理性推理是慢思考。道德推理的目的不过是事后找个理由，让人们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出的判断是对的。
情感做决策。理性不过是情感的新闻发言人。不管情感做出多么糟糕的决策，理性都要想办法去赞美和诠释。在传统的相声《扒马褂》里，有个信口开河的少爷，后面跟着一个挖空心思给少爷圆谎的帮闲。理性就是那个帮闲的角色。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那些没文化的人才干得事情，他们什么事情都不过脑子，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你跟别人一样。我们很难真正地用理性去反反复复地拷问道德信念，我们只是把所有的聪明才智用来寻找支持自己的理由。智商的高低、教育水平的高低，和人们相信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
象与骑象人
跟大家推荐过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海特的书：《象与骑象人》。他用了一个比喻，将直觉比做大象，而意识是骑在大象背上的人。跟大象相比，骑象人的力量是弱小的。骑象人无法违抗大象的意愿，要是大象就是不听骑象人的话，骑象人一点儿招都没有。但骑象人比大象看得远，能够更好地引导大象。骑象人的作用就是为大象服务。
为什么不是大象为骑象人服务呢？因为把缰绳直接交给骑象人是很危险的。从寒武纪大爆发算起，生物已经有了5亿年的历史。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发过程一直操纵着生物的意识：有了食物就吃，遇到危险逃跑，碰到异性交配，生物并不需要什么道德观念和政治信仰。这就像一套经过无数次测试的软件，已经变得相当地完善了。人类在近百万年的某一时间点上才进化出了语言和推理的能力。这是这套软件一个刚开发出来的补丁。这个补丁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原有的软件，而不是为了替代它。大脑凭什么要把驾驭自己的缰绳交给一个新的、毫无经验的骑手呢？
政治信仰的基因
你也许会觉得，我们有时候确实会是激情的奴隶。比如在热恋的时候，我们会被爱情冲昏头脑。但政治信仰是一件很冷静、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由直觉随随便便地决定了呢？
传统的政治学认为，经济利益决定了人们的政治立场。这也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假说。收入水平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常混乱。实业工业家大多数是右派，科技出身的亿万富翁多是左派。农村低收入者偏向右派，城市贫民多为左派。支持特朗普的并非都是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支持特朗普的大有人在。
当然了，你为什么会信仰某一种道德观念或政治信仰，影响因素很多。比如你的家庭出身、周围的环境，你遇见了一位老师，甚至你读了一本书，都能对你产生影响。但还有一种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就是人在基因上的差异。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信仰。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信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研究者发现，支持左翼和支持右翼的人，在基因上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大多与神经递质功能有关，特别是与谷氨酸和血清素有关。这是两种涉及到大脑对威胁与恐惧反应的物质。简单地讲，有的人更愿意体验新鲜事物，更喜欢差异性，而有的人则不喜欢变化、更愿意维持稳定，在面对危险信号的时候反应更为敏感和强烈。
阿甘会投谁的票，珍妮会投谁的票？
在美国有两种主要的政治信仰。自由主义者更关心收入不平等、同情同性恋、主张堕胎自由、支持枪支管制。他们热爱科学、艺术、诗歌和城市的自由生活。民主党里面的自由主义者要多一些。保守主义者更关心传统的家庭观念、更可能是虔诚的教徒。大部分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大政府、厌恶同性恋和外国人，更尊崇传统、纪律、信仰和权威，更注重小团体内部的关爱。共和党里的保守主义者要多一些。
总之，自由主义者更喜欢创新、变革和新奇的体验，保守主义者则更强调秩序和安全。阿甘肯定投特朗普的票，他的女朋友珍妮肯定投希拉里的票。
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大学里面的师生更容易支持自由主义，乡下的白人男性更容易支持保守主义呢？难道只要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家的性格就会变得一样吗？一个村子里的人，基因会更相似？
人是长腿的，他们会流动。向往更多体验的人会聚集在大城市，而不喜欢冒险的人更愿意祥和的乡村生活。久而久之，人们会更多地和那些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特朗普当选那天，你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一定很忙，倒不一定是忙着发帖子，可能是在忙着拉黑微信里的联系人。饶毅教授就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谁挺特朗普他就拉黑谁。在一些别的敏感话题上，大家会突然发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讨厌啊。拉黑。拉黑。再拉黑。几回下来，六根清净，眼前全无碍眼之人，多好。
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个的小圈子。大家都在讲美国政治变得极端化，支持希拉里的和支持特朗普的人势不两立。其实，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政治极端化早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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